十一屆三中全會
“文化大革命”後經過兩年的徘徊和思想理論上的大討論之後，國家的指導思想終於在1978年底發生了重大轉折。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6年，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後，中國獲得了有利的發展契機。但是，十年浩劫留下的後果十分嚴重，要在短期內消除這場內亂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是很不容易的。黨中央恢複黨和國家的正常秩序，這時澄清“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是非，讓鄧小平同誌重新出來工作，並且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成為廣大幹部群眾的強烈要求。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同時刊登了華國鋒提出的“兩個凡是”的指導方針，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兩個凡是”提出不久，鄧小平、陳雲、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一批老同誌，都反複強調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抵製“兩個凡是”的推行。在同年7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恢複了被撤銷的全部職務。
當時全國人民急切地期待著國家能迅速擺脫困境。但是，由於“左”傾錯誤思想的長期影響，“兩個凡是”造成的思想阻礙，個人崇拜仍在束縛著一些人的頭腦，撥亂反正的步伐比較緩慢。在廣大幹部群眾對撥亂反正的強烈要求下，一批幹部和理論工作者開始掙脫“兩個凡是”的束縛，開始討論關於真理標準的問題。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經中央黨校副校長胡耀邦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關於真理問題的討論，是一場全國規模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解放運動。它衝破了長期以來左傾錯誤思想和“兩個凡是”的思想束縛，打破了過去盛行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精神枷鎖，為全麵撥亂反正和解決曆史遺留問題創造了條件，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為了開好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在與會同誌的強烈要求下，華國鋒宣布了對“文革”中遺留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及一些重要領導功過是非問題的平反決定，包括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等，他也為“兩個凡是”的錯誤提法做了一些檢討。在閉幕會上，鄧小平發表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向全黨和全國人民發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號召。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標誌著“兩個凡是”方針的破產和實事求是原則的勝利，為三中全會的召開作了充分準備。
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全會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的方針，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作出工作重點轉移的決策，實現了政治路線的撥亂反正；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取得了組織路線撥亂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複黨的民主集中製的優良傳統，提出使民主製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務；審查和解決曆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開始了係統清理重大曆史是非的撥亂反正。會議還提出要正確對待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係。全會作出的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開始了中國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僵化半僵化到全麵改革、從封閉半封閉到對外開放的曆史性轉變。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曆史上的偉大轉折，開辟了改革開放和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曆史新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