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想象我們的生活，和當地人一樣，過他們的生活。這使我贏得了許多朋友。”布羅迪說。
加納的局勢很動蕩，布羅迪也在考慮怎麼辦。1977年前後，美國一位研究發展中國家的教授來到了加納，他結識了他，後來就考了他的博士。這樣布羅迪又回到了美國。一麵完成博士學業，一麵研究發展中國家、研究人類發展。他曾很好地完成了耶魯大學的學業，又有了10年在發展中國家工作的經曆，10年的工作經驗使布羅迪在學習理論時能夠辨別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在胡說八道。因此，他的學業進步得很快。他學習的專業是運用人際交往的理論來促進發展的進程，以發展理論的框架來進行人類勾通。
“你可以看出我為什麼選擇這個專業，這一選擇是客觀的，也是必然的。我學習這樣的理論，又有10年這樣的實踐，因此，我會很快拿到博士學位。拿到博士學位以後，我還可以繼續進行教育、衛生、經濟的研究，我不會把自己局限在某一種研究中。”美國人性格中充滿挑戰性，他們決不會一生隻掌握一種技藝，也決不會一生固守一種工作。
就在布羅迪即將結束博士學習時，聯合國兒基會到尼日利亞做項目，邀請布羅迪在尼日利亞工作6個月。他們邀請他做兒童健康項目，布羅迪運用他學習的發展和教育的理論及知識編寫了一套兒童們喜愛並容易接受的讀物，這套叢書是用講故事的方法來關心兒童的發展和教育問題，衛生健康問題，進而讓兒童對未來充滿信心和希望。兒基會對他的工作非常滿意，他們認為這項工作做得很成功、很新穎，於是就正式聘他為聯合國兒基會官員。後來他就在幾內亞做兒童項目，幾年後，又到土耳其做兒童健康項目。
布羅迪說，他可能屬於那種不太安分的人，喜歡新的挑戰，越是新的越感到刺激，所以不斷換國家。離開土耳其後，他又到了阿富汗。阿富汗是各種矛盾很多的地方，非常複雜，但這是他自己的選擇，他本是任命中亞的官員的，阿富汗充滿了挑戰性，他就選擇了阿富汗。阿富汗政府垮台了，做各種項目必須自己想辦法、自己努力，困難很多。在阿富汗工作幾年後，他來到了中國。
布羅迪說，我之所以為兒基會工作這麼多年，就是我讚成兒基會的目標，我可以通過這個組織，為世界兒童工作。我會一直為這個組織工作下去。可以這麼說，不僅僅是為兒基會，也是為我，為世界的未來。任何國家的未來都寄托在兒童身上，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兒童權利公約》是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有共同智慧的人們提出來的，很高興中國也承諾了。中國承諾了，所以我來中國工作，因為我們有共同的目標。
布羅迪夫婦有三個孩子，他們都在美國。大孩子是男孩，今年26歲；二孩子是女孩，三孩子也是男孩，在美國一所重點中學上高中三年級。我問：“你們總在世界各國工作，思念你們的孩子嗎？”瑪麗回答：“現在，我們有很多中國的孩子，我有寄托。當然，我也很想念我的孩子。”
布羅迪接著說：“我感謝我的童年是在一個寬鬆的環境中長大。我對我的孩子也從不限製和強加什麼，我同意他們有自己的選擇。所有的孩子都應該有自己的選擇，我們的教育應提供給他們這樣的機會。我們的三個孩子很健康，發展得也好，懂得關心別人。我們的孩子生活在一個跨文化的家庭，我太太28歲才離開她從小生活的鄉村，她不可能擺脫她自己的傳統文化。我太太生活的環境在貧困鄉村，沒有電燈，沒有路，更沒有自來水，而且很小年齡就訂婚了，而且已經結婚了。第一次的婚姻使她生了6個孩子，死了3個。孩子的病都是常見病，但他們死了。現在在非洲、在世界許多貧困國家，許多兒童都是這些常見病喪失著生命。我們兒基會就是為保護兒童健康和良好的生活而工作，這就是我太太為什麼一直支持我的工作。我每天都要在清晨四五點鍾起床工作，她從沒有怨言，因為她有這樣的經曆。30年了，她可能疲勞，也可能厭煩。”
瑪麗插話說：“我沒有埋怨，我非常欣賞我的丈夫。”
瑪麗小時候在天主教辦的一所小學念到三年級，再高一些的年級就要到十幾裏外的地方去念，中間要過一條河，坐獨木舟。十幾裏地，得走著去。這和中國許多地方貧困的孩子一樣。她是一個很優秀的學生，得了一筆獎學金，她本可以再到一所有高年級的地方學習，但她的父親死了，她的叔叔就不讓她念了。她17歲時與加納當地一個男人結婚了，她是那個男人的第三個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