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諦聽水聲 與一個美國人聊天
認識阿蘭·布羅迪先生是在一次“世界兒童狀況"發布會上。由北師大教授史靜寰博士聯係，我應聯合國兒基會官員布羅迪先生邀請，出席了這次發布會。
阿蘭·布羅迪先生主持了這次會議。
在簡單的西餐晚宴之後，在布羅迪先生幾乎忙完了許多迎來送往和記者采訪之後，史靜寰博士向布羅迪先生引見了我。
在人群熙攘、車輛穿梭、霓虹燈閃爍的北京西城區，在美國人開的“羅傑斯餐館”，布羅迪先生和其夫人瑪麗·布羅迪——一位健壯、高大的非洲加納黑人婦女、史靜寰博士和我坐在了餐館靠街市一邊的玻璃窗前的一張小餐桌旁，這時我手表的指針已指在了北京時間19時50分。
布羅迪先生要來了四杯檸檬汁後，我們便開始了交談。說交談似乎不準確，因為布羅迪先生始終獨自在說話，他用非常平易而坦率的語氣向我們講述著他的故事。這故事長達30年。30年遙遠而貼近的回憶使我看到了一個聯合國高級官員、一個美國知識分子一生工作和活著的意義。盡管我迄今對其曾經有過的生活選擇不能讀懂。那興許是兩種文化的差異吧。
我想，我會永遠感念史靜寰博士主動為我們擔當了長達三個小時的翻譯，這異常優秀的英漢語言轉述，使我的心靈始終迷漫著一種崇高的精神沉浸。
阿蘭·布羅迪說，自1968年他在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後，已在發展中國家工作了30年，其中在聯合國兒基會工作了15年。
布羅迪大學畢業時，美國正處於反越戰時期。當時，美國青年呼喚和平、反對戰爭的情緒非常濃烈，在思想上視友愛和情感為人生最寶貴的東西。也有許多青年對社會和未來失去信心，找不到出路。布羅迪說：“那時，我有個想法，就是很想為世界和平做些努力，於是，就報名參加了美國和平隊，到發展中國家去工作。我選擇了非洲，最終去了加納。”
從1961年美國開始大規模向越南派遣空中部隊至1967年底，侵越美軍已高達50萬，到1973年1月27日美國不得不在巴黎簽署停火協定，一場長達12年、經曆了美國3任總統的侵越戰爭宣告結束。美國這場戰爭的失敗，是越南抗美救國鬥爭的偉大成果，也是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反對霸權、要求和平的偉大成就。
1968年以前，布羅迪像今天的孩子一樣，是在美國環境優越的大城市裏長大，家庭很富裕，在耶魯大學他受的是非常好的教育。布羅迪說：“那時，我不知道貧窮是什麼。我接受的許多教育都是要幫助別人、愛別人。所以，我腦子裏一直有個很好的目標，我追求這個援助他人的理想。參加和平隊以後，我到了非洲加納，我選擇了遠離城市的鄉村，在那裏做教師。我教了兩年……”
這兩年，布皮迪最深的體會是，固然人種不同，人與人之間不同，但也有許多相同的地方。通過生活的許多坎坷泥濘，他看到了人類共同的東西，包括正義、同情、友愛、情感、幫助他人等。
“也就是在那裏，我遇到了這位女士，我現在的太太。我們已經30年了。”布羅迪先生原先是雙臂搭在餐桌上，目光鬱深地望著史博士和我講述回憶，當說到這裏時，他倏地將身子仰起，靠在了椅背上，隨之將手臂越過了瑪麗的肩背，將其摟在了臂腕裏。
“我們兩個是兩極，我是男，她是女；我在先進國家的大城市裏長大，她在不發達國家的鄉村長大；我學習了許多先進的科學、文化和思想，她有她自己國家民族的傳統。在別人看來我們是不可以結合的，但我發現，她所有的我沒有。恰恰是這些讓我們走到一起來了。”
布羅迪在加納工作兩年之後，回到了美國。回國一年多的時間裏，他總在想：我到底該怎麼做？我的心究竟在哪兒？想來想去，他又回到了非洲，他們結合了，開始了新的生活。
布羅迪說：“既然我的心飛到了加納，我就要為這塊土地做點什麼。加納是個貧窮的國家，但那裏有優美的風景，質樸的人民，我們在喜歡它的時候，怎樣幫助它擺脫貧困呢？我怎樣才能既終生為這個目標奮鬥又不破壞他們優良的傳統、並讓他們富裕起來呢？我一直一邊思考著一邊工作著。”
加納位於非洲西部，原為英屬殖民地，1960年7月1日成立加納共和國。盛產可可、金、金剛石、木材等，屬熱帶雨林和熱帶草原氣候。布羅迪在加納作為一個誌願者在那裏工作了10年，他一直做鄉村教師，他情願接受當地人標準的工資，過簡單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