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單一經濟而發動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其後果不僅給剛剛誕生的共和國的經濟造成一場大災難，使其經濟陷於瀕臨崩潰的邊緣，而且極大地破壞了剛剛開始執政的共產黨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當一個偉大的聲音被淹埋了半個世紀、而今重新浮出水麵之時，我們依然聽到了他披荊斬棘、踏血前行的空穀足音。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經曆了漫長的曲折之後，在中國人民經曆了極度的貧困、饑餓之後，在鄧小平率領中國人民走過30年改革開放的道路之後，在以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進而使一個13億人的人口大國最終躋身世界經濟大國的今天，我們閱讀或溫習到50多年前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思想、理論以及道德、人格，難道不感佩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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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島泉先生以縝密、嚴謹的書寫，告知了我們一個中國哲學靈魂在共和國初始階段遭際的第一次大論戰（以楊獻珍血淚敗北而告終）之後，接著便以更為犀銳、嚴密的文字向我們揭開了楊獻珍命運中遭際的更加殘酷的兩次大圍剿。即“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論戰和關於“‘合二而一’與‘一分為二’”的大論戰。這兩場論戰是上世紀中國哲學界三次大論戰中極其重要的兩次論戰。論戰之激烈，持續時間之長，實為中國乃至世界之罕見。不僅如此，而且這場論戰最後竟發展到了極端殘暴、血淚交織、生死交惡的地步。
“哲學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時代精神的精華。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人民自己的產物，是人民最精致、最珍貴的、看不見的精髓。”為捍衛人類這一偉大的精神產物所進行的任何探究、爭辯都應該具有人類學意義，然而，發生在中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大論戰卻布滿了政治陷阱。論戰的結果，孤軍作戰的楊獻珍麵對強大的極權政治和一個龐大的偽哲學派係（實際上隻是一夥迎合政治時局的衣缽者），他進一步陷入深淵，長達11年的政治監禁和流放歲月，演義了那個時代最深重的黑暗和悲哀。
我不是哲學研究者，我隻是很淺顯地知道“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是19世紀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黑格爾提出的，它曾成為德國的官方哲學，統治德國官方界達數十年之久。
馬克思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一書中，揭露了《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理論的實質。他說，崇尚這種理論思想的人“專尚空想空談，以為空想空談就是現實。”這種哲學在19世紀40年代不僅為馬克思、恩格斯所否定，早在19世紀30年代後期，已為費爾巴哈所否定。費爾巴哈正是由於批判了黑格爾的《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才走上唯物論的道路的。
發生在中國這場哲學論戰讓人有“顛倒黑白”的感覺。論戰的一方硬說這一哲學觀點是唯物主義的，是恩格斯肯定過的；楊獻珍說他們“對於十九世紀德國哲學史一無所知，‘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在哲學史上一直是唯心主義命題，是臭名昭著的‘同一哲學’，恩格斯從來沒有肯定過。”
如果說，《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論戰開始還是帶有學術討論的性質，那麼為時不久就完全演變成尖銳複雜、粗暴慘烈的政治鬥爭。
蕭島泉告訴了我們這次論爭演變的時代背景：這場論戰發生於我國正被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路線、“左”傾指導思想所統攝，由毛澤東輕率發動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也正被甚囂塵上的主觀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之風所操控的時期。更加上以陳伯達、康生為代表掌控的思想意識形態機構、新聞媒體的竭力鼓噪炒作，於是便使不同學術觀點之論爭導向了以純粹政治為目的，以擁護不擁護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和反修防修來作為裁判是非曲直的準則。
楊獻珍很快遭到了圍攻和批判，“對毛澤東思想挑戰”、“反對三麵紅旗”、“為右傾機會主義、現代修正主義提供理論武器”、“是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向我們黨進攻的反映”等等，“罪惡”的帽子鋪天蓋地。在“左”傾路線統治全黨、全國的政治氣候下，如此這般，必置楊獻珍於死地！
對此，楊獻珍無奈地寫道：“中國的巴劄羅夫們喧嚷他們承認思維和存在有同一性，其實，他們一直不懂得《思維和存在有同一性》是什麼意思。他們隻是把水攪渾，把問題搞混亂，把思想搞混亂。他們當中的人都自命為文豪，可是沒有一個人寫過一篇把問題講清楚的文章，就是說，沒有一個人把什麼叫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這個問題講清楚。”
在一派混亂的惡戰中，中國從上到下、從城市到鄉村曠日持久地大搞唯心主義，浮誇風、共產風愈演愈烈，“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小麥畝產7320斤”“水稻畝產13034斤”，“三天掃除文盲”，“苦戰半月，高中畢業”……糧食衛星、鋼鐵衛星、教育衛星一放再放，而廣大人民群眾一窮再窮，幾千萬人斃命於長達三年的大饑餓中。
麵對嚴酷的形勢，楊獻珍痛苦不已，“鋼鐵、糧食都是硬東西，說假話辦不到。鋼是一噸一噸煉出來的，糧食是一顆一顆長出來的。”“搞形而上學到了這種地步，不出大亂子，勢無天理。”一個正義的聲音在中央黨校講壇上、在中國大地不斷響起，“有些人是有心弄虛作假，為了保住頭上的烏紗帽，說謊話，放假衛星，欺騙黨和人民，還有什麼黨性？這樣的人不克服說謊話的行為，就是念上一百本馬克思的書，也掌握不了辯證唯物主義。講辯證唯物主義要和黨性聯係起來。我們黨是靠唯物主義取得勝利的，什麼時候搞唯心主義，什麼時候就要碰釘子。個人搞唯心主義，個人就要倒黴，全黨搞唯心主義，黨就要垮台，這是用人民和幹部的鮮血換來的教訓。”
楊獻珍疼痛萬分：“我講這些話一定是要得罪人的，但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又不能不講話。要是覺得我說的過頭了，那就請同誌們想想，對於某些至今還拿著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當寶貝的同誌，你除去向他們大喝一聲，還有什麼辦法呢？”
然而，大喝一聲的結果，楊獻珍迎來的是“滅頂之災”。
接下來的“合二而一”和“一分為二”的第三次大論戰席卷全國，最終導致了把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道德浩劫一空的“文化大革命”。
在向來對哲學似是而非的當代中國，尤其是在全國上下大學毛著的年代，也許我們對“一分為二”並不陌生，以此為“階級鬥爭”理論塗炭著千百萬人的生命與命運。那麼，何為“合二而一”？
“合二而一”是作為哲學家的楊獻珍，從古代思想家老子的《合有無謂之元》和明代方以智的《東西均》一書中對“合二而一”的闡釋中得到啟發，進而尋找到的表達哲學對立統一規律的一種方式。從1963年、1964開始，楊獻珍在講課中就不斷闡發中國古代思想家的這一光輝思想。
楊獻珍說：
什麼叫對立統一規律？中國有句古話叫“合二而一”。在認識論裏有“一分為二”這句話，同上句話是一個意思。“合二而一”是世界觀，“一分為二”是方法論。辯證法不應當隻講鬥爭性，不講同一性，不應當隻講“一分為二”，不講“合二而一”，辯證法隻提“一分為二”，不提“合二而一”，是隻要鬥爭性，不要同一性，隻講鬥爭，不講團結，是閹割了辯證法的全麵性。學習辯證法就是要學會把兩個對立的思想聯係在一起的本事，就是說，要學會掌握對立統一規律來做工作，學會兩條腿走路。所謂對立統一，就是兩條腿走路。什麼叫對立的統一，必須要把這句話的意思弄明白。
應該指出：楊獻珍之所以用心良苦地闡發“合二而一”思想的理論，其目的完全是出於對當時在思想上、實踐中唯心主義盛行、形而上學猖獗給國家和人民造成嚴重災難的憂心，指望通過自己在理論界的地位和影響、對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弘揚、宣傳與堅持，能夠對大躍進以來熾熱的“五風”（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政治思想上的“鬥爭哲學”糾正過來。為此，他以68歲高齡，時常廢寢忘食，不僅在中央黨校講授尊重唯物論、尊重辯證法，而且向中直機關、北京市委、天津市委、河北省委等全國各省市領導幹部宣講。
不想，由此招致的是一場塌天大禍。
經過曆時一年半的批判鬥爭，康生之流給楊獻珍羅織了“十大罪狀”，說他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是個小赫魯曉夫；反對毛澤東“一分為二”的思想，製造反對社會主義的“理論”；攻擊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鼓吹資本主義複辟，大刮單幹風，同彭德懷一道反黨；包庇安插惡霸、地主反革命分子，把高級黨校變成獨立王國，等等。然後將他調出中央黨校，分配到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當一個掛名的副所長，是年楊獻珍已是69歲高齡的老人。而在全國，成千上萬的讚成過“合二而一”觀點的幹部、工人、農民、學生、戰士全部遭到了批判、逮捕、監禁、開除公職，令人發指的是江蘇一位年輕的部隊戰士還因此被“淩遲”致死，中央黨校的兩名哲學工作者先後投湖、投井自殺……
經過這場反理性、反良知、反科學民主、反馬克思主義的大批判、大圍剿之後，1966年，中華大地上暴發起罪孽深重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楊獻珍在劫難逃。康生之流給他定的罪名，除原來的十大罪狀外，又給他加上了“裏通外國”和“叛徒”的兩大罪名。70歲的老人開始遭遇造反派的輪番批鬥，家被查抄。時隔不久，康生即以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名義下令將楊獻珍予以逮捕，關押到北京的白廟監獄，關押八年之後，又押送到陝西潼關黃土高坡流放三年。直到1980年8月，中央為楊獻珍平反，恢複名譽。此時，84歲的老人已被摧殘得奄奄一息。
然而，不能摧殘的卻是一個哲人不屈的精神意誌和永遠高昂而澄澈的靈魂。就是在這殘酷的被監禁的年月裏，楊獻珍在牢獄裏寫下了7萬字的《我的哲學“罪案”》。對中國幾十年來的“左”傾機會主義、對哲學上的三次圍剿式論戰、對中華大地上發生的嚴重政治和經濟災難，進行了頑強的申訴、鞭撻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