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輯與博愛和道義同行 中國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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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下這個題目時，心裏猶豫了一下：這個題目是否太大？抑或太重？思忖片刻之後，我還是用這個題目。我想，那個為真理而戰、為捍衛哲學的真義而九死一生的靈魂，無論我們怎樣書寫也未必能抵達他思想的天穹；而在他去世之後，一個親近他靈魂的人——這個人曾在他身邊做了10年秘書——近乎以身研墨、以憤填膺（請原諒，我這裏不是錯用成語“義憤填膺”）、以喪妻抱病之處境、以15年的生命時光，矢誌不渝地整理、研究、追尋、書寫那個以哲學之光照耀我們的人，這個人的內心和前者一樣，對真理和正義充滿著景仰。
我深感前者和後者都是中國的良心。
前者，中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楊獻珍也；後者，以孱弱之軀作責任、正義之擔當的楊獻珍生前秘書蕭島泉也。
在一個哲學貧困、思考淡出、信仰空白、道德潰崩、精神生活平庸的時代，閱讀、溫習二者留給這個世界的精神與智慧之書，應該說，這是我寫下這個題目時內心沉重一顫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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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從初識的蕭島泉先生那裏得到一本楊獻珍著的《我的哲學“罪案”》（以下簡稱《罪案》），是人民出版社於八十年代伊始出版的。八十年代伊始，中國改革開放、撥亂反正的思想解放運動，正以江海大潮之勢衝破“文革”的鐵血黑暗，在中華大地波瀾洶湧。我相信，那個年代的一些人，肯定聽到了《罪案》在滾滾而來的解放大潮中發出的震撼靈魂的聲響。
《罪案》一書是中國哲學之魂楊獻珍在長達十一年的牢獄、流放的災難中，曾數次向黨中央、毛澤東寫就的“關於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哲學申訴”，“關於‘合二而一’問題的申訴”，以及1973年在獄中寫的“致中央文革專案組的抗議”，等等。楊獻珍用獄卒讓其寫檢討書、認罪書的紙筆，從70歲寫到了81歲，從1966年寫到了1977年。一個耄耋老人以苦難的身軀匍匐在地，卻以頂天立地的良心，寫出了一部生死交惡卻又發著哲學之光的大著。
如果說，我在得到書的上世紀九十年代認真閱讀《罪案》，我會更早地了解到一個偉大的靈魂，然而，《罪案》一書竟不翼而飛，我在遺憾中悵惘了很久，因為我發現，很難產生真正意義的哲學家而產生了一個被世界公認的哲學家楊獻珍的哲學著作，在中國的書店很難找到，可以說幾乎沒有。
楊獻珍出生在湖北漢水之濱的安陽鎮，這個鎮曾被人們稱為“小漢口”，大漢口是“九省通衢”的大商埠，即現在的武漢市，可見安陽曾經的繁華。安陽鎮離誕生了我生命的、做了500年府城的鄖陽古城隻有幾十華裏，一直以來，我為自己與楊獻珍同鄉而驕傲著，但這種驕傲是模糊的，也是空洞的。因為我除了知道楊曾是中央黨校校長、一位哲學家、因其哲學觀點“合二而一”和毛澤東的“一分為二”發生對峙而備受磨難之外，其餘一概不知。就其知道的這點也僅是概念化的，是從人雲亦雲中舶來的。
真正的驕傲是產生在2008年冬季。
2008年，北京的冬季孤獨而寒冷，我在這個冬季靜靜地閱讀著蕭島泉先生的兩本書：一本是《一代哲人楊獻珍》（以下簡稱《楊獻珍》），一本是《共和國三次哲學大論戰》（以下簡稱《大論戰》）。前者帶有傳記性，後者帶有強悍的實證性和雄辯性。蕭島泉先生是在楊獻珍走出牢獄之後的1983年開始為其擔任秘書的，他陪伴了他晚年的最後10年。1992年，96歲高壽的楊獻珍在安詳與清醒中辭世，蕭島泉為老人安頓了全部的後事。
幾乎是一生都在從事為高級領導擔任秘書的蕭島泉，嚴格的職業訓練和道德自律，以及楊老剛直耿芥、不屈不撓為真理和正義而戰的偉大人格，深深地感動著他。他曾不止一次地告訴我說：“楊老的一生驚天地，泣鬼神，若不把他的人生苦難和哲學貢獻寫出來，我會永遠不安的。”又說：“楊老非凡的一生和哲學思想若中國人不能了解，那將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中國良心的重大損失。”
於是，蕭島泉先生以15年的光陰，在遭際喪妻後巨大的孤獨與寂寞中，在腦中風和腿部血管阻塞壞死的巨大病痛中，在不斷經曆著人生的各種打擊和險情中，從1992年到2007年，從64歲到79歲，一個心懷高孤、筆耕不輟的老人，最終完成了關於一個哲學靈魂的寫作與出版。
蕭島泉也是我的同鄉，湖北鄖縣漢水邊大堰鄉人。
我為漢水真誠的兒子們驕傲著。
3
2008年冬季，無論是讀《楊獻珍》還是讀《大論戰》，閱讀的快感猶如窗外高闊的風，凜冽而莊嚴。我在蕭先生密集、真實而嚴謹的敘述中，感知著一個民族一路走來的艱辛和苦難，也同時感知著一個中國哲人心靈的悲愴和信仰的不可侵犯。
早在1953年，圍繞剛剛建立的新中國應該建立什麼樣的經濟體製，楊獻珍就與“左”傾冒進主義展開了一場大論戰。楊獻珍著文堅持的是“綜合經濟基礎論”，對立麵強辯的是“單一經濟基礎論”，即絕對的公有製。
楊獻珍認為過渡時期的經濟基礎，應由五種經濟成分組成，即國營經濟的社會主義所有製；合作社經濟的半社會主義所有製；私人資本主義所有製；個體農民所有製和國家資本主義所有製。
無論是著文立說還是在中央黨校的講壇，楊獻珍反複闡明他的觀點，他認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是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問題，這些問題若弄不清楚，在實際工作中要犯大錯誤。
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楊獻珍，曾在國民黨北平草嵐子監獄蹲了五年牢（即“文革”中被殘酷定為61人叛徒集團主要成員之一），五年的牢獄生活，楊獻珍秘密翻譯了幾百萬字馬恩著作，包括《反杜林論》、《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唯物主義和與經驗批判主義》、《共產黨宣言》以及《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等等。他大量的翻譯工作並非世人所知，因當年的翻譯隻是為獄中共產黨人秘密傳閱、學習，並未保存。浩瀚的閱讀、翻譯以及以後從事馬列學院教育工作的楊獻珍，對剛剛建立的新中國如何發展經濟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十分清楚，“在人類進化曆程中，不論是封建主義社會抑或是資本主義社會，迄今為止，從未發現也未見過清一色的純而又純的單一的一種生產關係，一種經濟形態。”
針對“單一經濟基礎論”否定過渡時期資本經濟成分和小農經濟作用的奇談，楊獻珍不無譏諷地說：他們“每天也是要吃飯的。不知道他們每天吃飯的時候，是否檢查了他們所吃的糧食是社會主義的農場生產出來的，還是個體農民生產出來的。他們既然不承認個體農民經濟是過渡時期我們這種社會主義類型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那麼，他們還懂得一點邏輯的話，按照他們的“邏輯”，他們就不應吃個體農民生產的糧食，因為社會主義的人而吃個體農民生產的糧食那豈不是有點太不體麵嗎?豈不是有點喪失立場嗎？”
不幸的是這樣一個能夠真正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觀點、方法，探尋、研究中國建設道路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竟遭受了長達幾十年的政治批判。從1954年開始直至10年“文化大革命”，中國極左路線的製定者和執行者們，肆意對其詆毀誣陷，把“綜合經濟基礎論”說成是“抹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鬥爭”，是“矛盾調和論”和“階級調和論”，是“反對社會主義道路”、“反對毛澤東思想”。1970年中央黨校“革命大批判組”更進一步為楊獻珍羅織罪名，說他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動理論”，是“唯生產力論的變種”，是“主張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平衡發展’”，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等等。
如果是為了新中國的建設開展的正常經濟學術討論也罷，可悲的是在“單一經濟基礎論”製造的理論混亂中，於1958年在全國掀起了一場規模宏大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的紅色風暴，一時間“趕英超美”(10年趕上英國，15年超過美國)、“一天等於二十年”、“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等脫離實際的政治口號響遍共和國的上空。在此狂熱而濃烈的政治氣氛下，農村大刮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大搞取消農民自留地、自留果園、自留樹、家庭副業，消滅一切產生資本主義和私有經濟的活動。更有甚者，一些所謂“左派”理論家甚至在媒體上發表宏論，提出為了加速共產主義因素在中國的迅速增長，現在就應消滅貨幣、商品，廢除按勞分配原則，實現全麵供給製。
在強行剝奪農民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中，全國大辦食堂、大煉鋼鐵、大修水利、大放衛星、大超英美，其結果，中國“每人隻剩下一雙筷子一個碗”。
為了捍衛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的精神，為了維護黨、國家、人民經過長期披荊斬棘、艱苦奮鬥換來的勝利成果不受破壞，為了使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得到正確貫徹，楊獻珍根據自己實地考察得到的第一手材料以及各地在大躍進中向他彙報的各種問題，不惜承擔一切政治風險，毅然挺身而出。在中央黨校的講壇上，在接見各地黨校負責幹部的談話中，在應社會團體之邀所作的各類演講中，對三麵紅旗給國計民生所造成的災難，從理論的高度毫不留情地給予係統有力的剖析和深刻地批判。
楊獻珍尖銳地指出：
《共產黨宣言》發表100多年了，中國共產黨成立快40年了，我們天天嘴上說共產主義，可是不少作了多年共產黨員的人，卻不懂得什麼是共產主義。“共產風”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而是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背道而馳的東西，馬克思把這種思潮叫做原始共產主義。“共產風”實際上就是18世紀末期至19世紀初期，在歐洲一度流行過的原始共產主義思潮的中國形式，它的主要特點就是絕對平均主義地分配社會財富。
用原始共產主義來消滅私有製，不是曆史的進步而是倒退，倒退到尚未達到私有製的生產力水平的社會裏去。在那裏，沒有文明與文化，隻有一群貧困的、沒有理想的人，他們和物質世界的關係用近似於動物對物質世界的狀態表現出來。我很懷疑有些熱衷刮“共產風”的人能否言行一致、真正去過他所說的“共產主義生活”，因為馬克思還說過，原始共產主義不過是掛著公有製幌子的“私有製的卑鄙的一個表現形式”。
1958年11月19日，在中央黨校講壇上，楊獻珍向學員公開講述了他撰寫的《關於規律的客觀性和主觀能動作用問題》。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存在的種種弊端進行了嚴肅的分析批判。“我們不能把可能當作現實，把將來必須努力達到的目標，當作今天的現實。否認或忽視個體農民經濟還是今天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基礎，這樣的思想不僅不符合今天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而且還包含著很大的危險性，這就是如上所說的，這樣的思想表現在實際工作上，一定要發生主觀主義、盲目冒進的傾向。”據知，迄今為止，這是中國最早對大躍進運動提出質疑和批評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