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輯與博愛和道義同行 打撈消失的生存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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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部小說家的散文。
通讀文本，我們會很快發現《村莊裏的事物》（以下簡稱《村莊》）並非僅僅是在敘說“村莊裏的事物”，敘說的本質恰恰是在打撈中國鄉村已經消失或正在消失的生存記憶，而這種記憶又是以“文化反思”的情緒呈現出來。也許，這便是《村莊》寫作時的意義追尋。
你看，《道路賦》看似在寫中國“道路”的巨大變遷，其實，隱藏在作家心靈深處的是童年和妹妹站在那裏等待母親歸來的田間小路，那是“心目中格外神聖的路”。在那條總是被高粱地割斷目光的路上，等待常常是望眼欲穿，因為一周才能看到一次從外鄉教書歸來的母親啊；還有13歲的小男生和爺爺用木製獨輪車推蘿卜走著的那條鄉間土路，那是一條塵土飛揚、坑窪不平的艱辛之路，小男生用整整一個黑夜且連滾帶爬地推回一木輪車帶秧的蘿卜，“到家卸下蘿卜端出油燈一看，才發現少了不少。”於是，又和爺爺拐回去在黑夜的路上“摸來摸去，撿回掉在路上的蘿卜”。那時，那條泥濘不堪的鄉間土路已經成為一個少年的成長，這成長艱辛而質感，永遠定格在人生傷心的記憶中了。
我相信，恰是這些讓作家係念一生的鄉間道路（那是一個少年的生存記憶），才使他格外對今天坦坦通天涯、蕩蕩入家門的中國道路有了無限的感懷。於是，也便有了對中國道路古往今來、縱橫闔捭的敘說。
“帽子”成為一種文化在中國充滿了曆史的幽默。一頂帽子（散文《冠冕堂皇》）的敘事有別於通常意義的散文寫作，無論作家鋪排了古今中外多少種帽子，但最後還是讓我們發現：是作家生命中永遠揮之不去的關於帽子的記憶，才使其林林總總寫下了曆史上、世界裏那麼多關於帽子的事相。凡是從那個全國人民狂熱地穿黃軍裝、戴黃軍帽、背黃書包（書包上大多繡一個“忠”字）年代走過來的人，誰不對來之不易的黃軍帽心向往之？終於忍不住把軍人父親的黃軍帽戴著上學時，卻突不期防被人從身後把軍帽給搶了，搶走“至愛”抑或“夢想”的心慌記憶會縈繞少年一生。還有幾億農民編草辮、戴草帽的記憶。還有少年“常和小夥伴們在帽子裏墊硬紙片，將四周高高支起來，還小心翼翼把帽頂捏平”，之後開始嚷嚷“我是大官！我是大官！”的記憶……
還有“地主”、“富農”的成分帽子，還有“右派”、“搞帽右派”的政治帽子，還有“文革”中給所謂“走資派”戴的紙帽子……
幾十年後，當少年成長為一個成熟的作家，當時代終於將帽子隻行使帽子的職能和僅僅隻成為某種審美裝飾時，作家對記憶中的各種“帽子”事相發生了質疑和反思。今天，我們任何人的質疑和反思都會發現那段曆史的荒唐和黑色幽默，但作為個體生命，憶念中的歲月依然有著心酸後的搖頭一笑，感慨後的一聲歎息。
《村莊》文本中還有對耕耘了鄉村千年殷實和溫飽的農具的深切懷戀（《農具吟》），滄桑中蘊藉著一份既遙遠又貼近的溫暖。我想，如果不是作家童年不小心丟失了一把割草剜菜的小鐵鏟，如果不是丟掉了“早成了生命中的一部分”的小鐵鏟後，“好幾個月心裏都不是滋味”的體驗記憶，就不可能把握農民對於農具的感情，目光裏就不會出現“院子裏的石磨、籮筐、掃帚、簸箕、笸籮，門洞的牆邊，豎放著鐵鍁、鋤頭、鐵鎬，牆上掛著鐮刀、籃子、扁擔，屋裏的甕、缸、盆、囤、畚、鬥等等”這些農家生活的基本組成。我相信作家對於農具的如數家珍般的關注，不僅僅是作家這些年掛職鄉村的緣故，蘊藉在生命深處的依然是一個少年對於土地和鄉村生活的情感積澱。這些關涉農民生存根基的事物，在其漸漸消失的年代，恰恰成為溫暖著整個民族的古老的集體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