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賓格勒稱西方文化為“浮士德文化”。歌德筆下的浮士德形象，作為西方知識分子心靈曆史的某種象征，充分表現了西方傳統文化追求生命不斷超越並因此而痛苦的曆史。當然，這一形象揭示著西方文化由“知識之樹”向創造的轉化。中國知識分子的傑出者一直在研究“在沒有天意施予苦難……毋庸上帝鞭笞的情況下，自折自磨，自憤自悱，堅定向前”的優秀的人類精神和文化現象。蘭善清是其中之一。
在我國，在商品經濟日漸替代計劃經濟、農業文明日漸轉換為工業文明的時代，對於“磨難”的含義，無疑應該有新的關注、強調和涵蓋。興許這便是蘭善清對中西文化比較、研究、思考的意義所在。
我發現，蘭善清作為一個正直的知識與子，他總在不停地思索“人應該怎樣活著”。應該說這個人生命題已成為古往今來所有有良知的人都必須回答的問題。今天，當我們麵對著一個多元、紛亂、浮躁、無序的社會，我們每天都麵臨著高尚與卑賤、坦蕩與齷齪、光明與黑暗抑或是真與假、善與惡的挑戰和考驗，出世與入世都成為選擇的艱難。然而，“有著良好道德根基”的蘭善清自有自己的堅守，他始終把個人的生存看作是對社會對前人後輩的一種交代。“無愧於人、無礙於人、於世無所虧欠”已成為蘭善清的人生信條，“以孜孜不倦的本分和對生命負責的精神，恪守著人性的本真，演繹生命的真實意義，而非目的的修心又修行，給世界一個好交代。”（《生存是一種交代》）
作為一個思想者，蘭善清一方麵嚴格審理著自己，一方麵又警醒地關注著社會，社會的提升與墮落直接影響著人的提升與墮落。在《永遠的形式，瞬間的內容》一文中，蘭善清對“形式的腐敗”進行了入木三分的揭批，“形式主義者把名號看得高於實事本身。管它有無才識，能撈個文憑、職稱那是最重要的；管它水貨假貨，能鑽營個什麼稱號唬得來實惠就行。什麼良知良心，造偽鈔總比造財富來得快捷實效。”君不見形式主義正在瘋狂地欺上瞞下、禍國殃民，可上下麻木不仁、心安理得抑或是心照不宣。蘭善清舉了個“掃盲”的例子：“在強迫要在一定的時間內掃完的時候，那數字、表冊造得萬分的精細，這百分比那百分比，盡量不讓人覺得是編造……再辦個生動的展板，攝個活鮮鮮的圖像，寫個言之鑿鑿的材料，再加上一彙報一座談一吃喝一饋送，就把盲掃了。”這樣的形式主義我們見得還少嗎？產值、利潤、人均收入、甚至包括選舉不都是層層在搞形式主義嗎？當一個單位、地域、國家到處都充斥著形式主義的時候，人的真誠和良知就開始大踏步陷落了。
作為一個素質教育工作者，蘭善清擔憂著人的素質的坍塌和淪陷，人的精神大廈的建造不是一日之工，我們不是天天在說“百年樹人”嗎？於是，蘭善清猶如一個虔誠的布道者，向他的學生更向世人不厭其煩地進行著正反兩說，他引古論今、借古喻今，猶如一個嚴厲而慈善的長者，站在那裏絮絮叨叨。他憤懣、他不滿、他憂慮，然而他不絕望。因為我們的民族畢竟還有那麼多“高山仰止，長河景行，赫赫偉績，日月同輝”的智者和偉人。
總而言之，蘭善清為人清正為文也清正。能夠閱讀蘭文並理解蘭文的人，應該說也同時是個積極入世、努力人生的人。僅此，我們這個世界充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