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宗教教育上，儒墨兩家也持不同的觀點。孔子和墨子所生活的時代，鬼神迷信非常普遍。孔子認為存在天，但他不相信天有意誌，更不相信鬼神之說，可為是敬天遠鬼。墨子卻認為天有意誌，而且鬼神有明，並且寫了《天誌》、《明鬼》來論證自己的觀點。在命運問題上，孔子雖然講命，但他不相信有主宰之命；而墨子以自己強烈的救世使命感為立足點，反對有命的主張，倡導"非命"力行。
在實踐的教育上，儒家講究“述而不作”，並且鄙視從事具體勞動的下層民眾，墨家對此進行了尖銳的反駁。這和儒墨兩家所處的社會階層不同，儒家所代表的是“士”的利益和需求，因而不怎麼注重實踐，而墨家作代表的是下層民眾的利益，因而講究教學的實用性。
墨家的實踐教育主要包括三個方麵：科學技術的教育，主要包括自然科學教育、生產和軍事技術教育。墨家所傳授的自然科學知識，涉及到幾何學、力學、光學、聲學等許多方麵，其中很多成果在當時的領域內出於先進水平。邏輯思維的教育，墨子在中國邏輯學史上首次提出"類"和"故"的概念，尤其在形式邏輯方麵更是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墨子所創造的"墨辯"成為墨家講學的必修科目，而墨子所提出的"三表法"更是墨家判斷是非真偽的標準。重視專門知識的教育，墨子提出 "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認為教育應該分科進行，應該根據學生不同的自身特點，培養他們的優長，使之在某一方麵具有專業的能力。
教學方法
孔子和墨子雖然都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教育家，但他們所遵循的教學原則的差異，決定了兩家在教學方法上的不同，因而儒墨兩家的教學方法各有特色而互有補充和相同。
儒墨兩家教育方法的共同之處首先表現在因材施教上。孔墨都是當時私學的重要代表，弟子眾多，在年齡，出身，知識水平、道德素養、性格特征等眾多方麵參差不齊，因而集中統一的教學是不可能實現的，隻有從每個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根據個性特點和具體要求來進行教育，才能保證教育目的的實現。於是“因材施教”這種適應客觀需要的教育方法就被眾人所采用。孔子就是根據學生的個性特征對他們進行教育，因而儒家的很多弟子都各有所長，比如顏淵、問子竅、冉伯牛、仲弓長於德行，宰我、子貢長於言語，冉有、季路長於政事，於遊、子夏長於文學。雖然墨子在這個方麵的論述比較少，但他在具體的教學活動中也注意到了學生的差異，做到了使"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
他們教育方法的相同之處還表現在主張學行一致上。無論是儒家注重品德修養的教育還是墨家注重實際技能的教育，他們都主張要學行一致。孔子主張觀察學生要“聽其言”、“觀其行”，並要求學生把學習到的文化知識在行政和社交實踐運用。墨子則說："合其誌功而觀焉"，認為僅僅有動機的“誌”是不夠的，還應該有效果的“功”，主張在評價人的道德行為時把動機和效果統一起來。
然而儒墨兩家畢竟有著學術派別上的分歧，因而兩家的教學方法還存在這很大的差異。這些差異的主要表現是：孔子注重啟發誘導，墨子注重主動量力。
儒家在教學的實際活動中，十分重視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孔子就認為，隻有建立在學生內在需要基礎上的學習，才是可靠而有效的學習，因而他反對機械灌輸，提倡啟發誘導。孔子還非常善於把握學生的學習機製，在適當的時機對他們進行恰如其份的啟發誘導。因而儒家的教育方法有“循循善誘”之說。
墨家則認為教育是“天下之大義”，學和教都是“行義”的活動，因而主張強學強教。墨子認為教師應該采取主動的態度，發揮自己的主導作用，積極地對學生進行教育，而反對儒家的"擊之則鳴，弗擊不鳴"的施教態度，主張"雖不扣必鳴"的強教方法。而且，墨子在教學中還提出了量力性原則，墨子認為學生的精力和能力都是有限的，很難同時進行幾方麵的學習，因此應該量力而學。
春秋戰國是中國學術思想最為活躍的時期，教育在這個階段的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儒墨兩家作為諸子眾最具影響力的令各流派，他們的教育思想、目的、方法、不僅在當時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對後世的教育起到了提綱挈領的作用，即使在今天，對我們教育事業的發展，仍然起著不可忽視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