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囚徒困境：你怎麼對我，我就會怎麼對你 雙方抵賴、供出對方還是雙方坦白？
在博弈論中，有一個流傳頗為廣泛的故事，叫做“囚徒困境”。1950年，數學家塔克任斯坦福大學客座教授，在給一些心理學家作講演時，他用兩個囚犯的故事，將當時專家們正研究的一類博弈論問題，作了形象化的解釋。從此以後，類似的博弈問題便有了一個專門名稱——“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的故事大體如下：
某日，一位富翁在家中被殺，財物被盜。警方在偵案過程中，抓到兩個犯罪嫌疑人——甲和乙，並從他們的住處搜出被害人家中丟失的財物。但是，他們都否認曾殺過人，辯稱是先發現富翁被殺，然後隻是順手牽羊偷了點東西。
警方雖懷疑他們作案，但卻沒有掌握確切的證據，於是警方將兩人進行隔離審訊，由地方檢察官分別與甲和乙單獨談話。檢察官說：“由於你們的偷盜罪已有確鑿的證據，所以可以判你們1年刑期。但是，根據控辯交易製度，如果你坦白並揭發同夥殺人的罪行，我將判你無罪釋放，但你的同夥要被判30年。如果你拒不坦白，而被同夥檢舉，那麼你就將被判30年，他被判無罪釋放。但是，如果你們兩人都坦白交代，那麼，你們都要被判15年。”
那麼，甲和乙該怎麼辦呢？他們麵臨著兩難的選擇——坦白或抵賴。顯然最好的策略是雙方都抵賴，結果大家都隻被判1年。但是由於兩人處於隔離的情況且無法串供，所以每一個人都會從利己的目的出發，選擇坦白交代的最佳策略。因為自己坦白交代，而對方抵賴的話，還可以期望得到無罪釋放，即使對方也坦白交代，至多也隻判15年。而如果自己選擇抵賴，對方選擇坦白的話，那麼自己就得坐30年牢，而對方卻會被無罪釋放，這顯然是最不劃算的。出於同樣的動機，彼此會考慮到對方選擇抵賴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所以誰也不會去冒這個險。所以，兩人合理的選擇是都坦白，原本對雙方都有利的策略——抵賴就不會出現。
這就是經典的囚徒困境。以全體利益而言，如果兩個參與者都合作保持沉默，總體利益更高，結果也比兩人背叛對方的情況較佳。但兩人均隻追求自己個人利益，均衡狀況會是兩個囚徒都選擇背叛，結果兩人判決均比合作為高，總體利益較合作為低。這就是“困境”所在。
雖然“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道理人人都懂，而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看，實際上就是一個囚徒困境的應用。“囚徒困境”被看成是博弈論的代表性案例，不僅因為其簡單易懂，還在於它的現象在日常生活中廣泛存在。
囚徒困境結局的出現，都是源於對自己利益的考慮。現代社會中，雖然許多人都明白“背叛”並不能使自己獲得最大收益，卻仍然要選擇“背叛”，也都是利益使然。
現實中，很容易可以找到囚徒困境的例子。兩國之間的軍備競賽可以用囚徒困境來描述。兩國都可以聲稱有兩種選擇：增加軍備（背叛），或是達成削減武器協議（合作）。兩國都無法肯定對方會遵守協議，因此兩國最終會傾向增加軍備。似乎自相矛盾的是，雖然增加軍備會是兩國的“理性”行為，但結果卻顯得“非理性”，例如會對經濟造成損壞等。 兩個行業頂尖的大公司打廣告戰也是一種囚徒困境的例子。若二者同時期發出質量類似的廣告，收入增加很少但成本增加。但若不提高廣告質量，生意又會被對方奪走。
此二公司可以有兩種選擇：互相達成協議，減少廣告的開支；增加廣告開支，設法提升廣告的質量，壓倒對方。若二公司不信任對方，無法合作，背叛成為支配性策略時，二公司將陷入廣告戰，而廣告成本的增加損害了二公司的收益，這就陷入了囚徒困境。在現實中，要互相競爭的公司達成合作協議是較為困難的，多數都會陷入囚徒困境中。 囚徒困境理論告訴我們，囚徒欲想獲得最大利益，唯有訂立“攻守同盟”，相互抵賴，但其前提條件是：雙方的交流不存在阻隔，並且雙方的關係是反複博弈而非一次性的。
博弈論小貼士
囚徒困境結局的出現，都是源於對自己利益的考慮。現代社會中，雖然許多人都明白“背叛”並不能使自己獲得最大收益，卻仍然要選擇“背叛”，也都是利益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