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對自己的處境和責任心不在焉，享樂過了頭，最後樂極生悲的事例，是不勝枚舉的。但把心不在焉作為一種謀略技巧，幫助自己朝著理想目標進取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盡管其中存在著正義與邪惡之別，自然與做作之分。我們是否應該說：薑子牙渭水河釣魚，完全是一副與世無爭的心不在焉的表象，如果不是遇到了賢明的文王，他可能一輩子就這樣心不在焉下去，縱然有滿腹的才華，沒有賞識自己的人，特別是沒有可為之效力的人，就一個賢德之士的情操來說，與其助紂為虐，還不如終老田園得好。東漢末年的諸葛亮，在隆中茅舍裏安逸自在地生活，或雲遊山水，或飲酒賦詩，一副身處幹戈亂世卻心不在焉的模樣，實際上也是在等待著施展才能的機會，否則，怎麼會把天下大事分析得入木三分，甚至連“三分天下”的形勢圖都畫好了呢？另外，還有以“醉翁”自詡，寫出傳世大作《醉翁亭記》的歐陽修，他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看上去煞是心不在焉，但實際上不僅僅是展示了把抒情和寫景十分自然地結合起來的大手筆，而且更主要的是通過對滁州優美風景的描寫，向社會推出了一幅“官民同樂”的圖畫，表達了自己心中的政治理想。所以“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利用貌似心不在焉的“難得糊塗”之法，掩蓋自己的心計，製造出“老實厚道”的假象，作為一種迷惑視聽之手段者，在人們日常生活中是大有人在的。例如：在計劃經濟時期，人們把工具握在手裏，或把機器開動著，讓它空轉，把某一勞動程序進行到一半，然後就可以互相嘮嗑，就可以心猿意馬地“磨洋工”；在機關工作的，這類現象更為普遍，把桌子上的文件打開放好，一支筆放在上麵，再畫上幾道杠杠，或者把稿紙放在眼前，表示著剛剛學習文件或準備起草公文呢，屋子裏的人，或男或女，就可以南朝北國地侃大山、卿卿我我地處友誼了……此類假象，表麵看似不經意而為之，心不在焉一般，實際上不是另有所圖，就是濫竽充數、不思進取，甚至表現出一種劣根性（小學生也用機關公務員的方法糊弄老師、家長），這種心不在焉式的假象，皆應該列入“難得糊塗”處事方法中的歧路禁地。
我們似乎應當提倡一種有著鄭板橋式“難得糊塗”的修養藝術，表現形式上有著心不在焉特點的處事方法，從簡單意義上說，就是不計得失，鍥而不舍地朝著心目中的目標邁進。比如一個真正有遠大理想抱負的學子，用功讀書，孜孜不倦，心裏並不在意考試能得多少分，老師表揚與否，而是念念不忘還有多少知識沒弄懂，還有多少知識得學習，學會的知識怎樣應用，把“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作為自己的座右銘，看上去半愚半傻、對人情世故心不在焉，實際上卻是最有大出息的，為心目中的理想抱負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世人常說大智若愚，實際上人有大誌，也能表現出與常人異樣的“愚笨”來。我們所說的心不在焉，作為“難得糊塗”處事智慧的一種表現形式，可以充分表現出對待客觀環境、個人待遇的“心不在焉”，而在內心卻有著石破天驚亦不可更改的美好追求。如此可以認定，“難得糊塗”處事方法中的心不在焉，是一個人的思想情操在特定條件與環境中的表現形式，其中既有消極成分，又有積極因素；善惡有別，忠奸分界。是用以掩飾、顯露、回避什麼的有效方式；抑或是不問瑣碎、專心致誌向理想之彼岸前進的必要程序。隻是為了度過這一特定環境和滿足這一特定環境的需要。
● ###既得利益不可舍棄原則
在社會中生活的每一個人，無論是哺乳時期的嬰兒，還是老態龍鍾的長者，心裏都希望自己得到什麼，應該得到什麼和必須得到什麼。如：嬰兒對待玩具，青年人對待愛情、好的工作、優越的生活條件，中年人對待事業成功，老年人對待身體健康。總之，凡是別人擁有而自己缺少的東西，都可以成為自己希望得到和要求得到的對象。為了實現某個希望得到的“利益”，就必須使用一定的方法，講究一定的方式，其中就包含了“難得糊塗”的處事技巧。如果說，為了得到應該得到、必須得到（比如治療疾患、恢複健康）和希望得到的東西，而付出的是個人的聰明才智，是忘我的工作熱情，是以犧牲自我為前提的“難得糊塗”式努力，如願以償後，是任何人都無可非議的。例如：單位裏有百分之多少的晉級名額，你以自己的發明創造，以自己保質超量的工作效率，使自己進入了晉級名單，那麼則是完全應該的，是屬於合理取得，符合獎勵晉級的精神，有利於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然而，同樣是這個百分之多少的獎勵晉級，其中也摻雜了不正當取得的可能，比如個別職工向主管領導請客送禮，以行賄的方法取勝；主管領導任人唯親，以親疏遠近作為審批標準，等等。如此，在利益上雖然如願以償，但卻埋下了以小失大的隱患，得不償失的事情，也許會接踵而來。其表現形式大致是：先進得不到獎勵，而失去工作積極性，不再發揮骨幹作用，和大家一樣地渾水摸魚，產品質量就會下降，生產效率就會降低，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就會受到挑戰；主管領導雖然暫時占了便宜，但也許從此在職工中降低了威信，有令而不能行，有禁而不能止，下一輪選舉時得票率大幅度下滑，直接影響個人的前途。由此看來，當麵對利益時，切不要被誘惑衝昏了頭腦，采用偏激的處置方法，而把辦事的原則拋棄一旁。千方百計為獲取利益而放棄原則的處事方法，雖然也應該屬於“難得糊塗”的範疇，但卻是不宜提倡的歧路禁地。
利益的誘惑，有大有小，因人而異，因勢而異。在生活實踐中，麵對利益時無論大與小，要想在獲取方式上能嚴格把握住自己，走一條正確的通達之路，而不進入放棄原則的歧路禁地，是十分不容易辦到的。要求在利益麵前，必須“難得糊塗”地學會自我控製。美國有人對監獄裏的16萬名成年犯人作過一項調查，發現了一個驚人的事實，這些男女犯人之所以淪落到監獄裏，有90%的人是因為缺乏必要的自控，未能把他們的精力用在積極有益的方麵。因此，專家們把一個人能否進行有效的自我控製，看做是一種最難得的做人美德。這就是說，要想做一個積極進取的有作為的人，就必須學會自控，做到按原則辦事，按部就班地分析與處理問題，以道理服人、以規定服人，否則有的事情就會因為情緒的瞬間失控而毀掉，弄得麵目皆非，從而難以彌補，導致一次次的人生失敗。例如：秦始皇在沙丘（今河北平鄉東北）臨死時，囑咐丞相李斯和中書令趙高：“趕快寫信給公子扶蘇，把兵權交給蒙恬，馬上動身回鹹陽。萬一我好不了，就由扶蘇主辦喪事，繼承皇位。”並在新擬的詔書上加蓋了皇印。他死後，李斯怕引起天下大亂，就與趙高和胡亥（秦始皇的小兒子）商量，決定秘不發喪，等回到鹹陽再說。趙高是個奸臣，心懷鬼胎，怕以後扶蘇當了皇帝，失去了自己現在的特殊地位，就找到胡亥說：“扶蘇一回來。就要做皇帝了，那公子您該怎麼辦呢？”胡亥沮喪地說：“這是先帝的遺命，我能有什麼辦法呢？”趙高狡詐地說：“公子錯了，您不能這麼聽任擺布，遺詔我還沒有發出去呢！現在天下大權就掌握在公子、丞相和我的手裏，願您早拿主意。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啊！”一聽能繼承皇位，胡亥當然求之不得，就和趙高一起商量去說服丞相李斯。趙高對李斯說出改立太子的意見，見李斯大吃一驚，就替他分析說：“我問您，您的才能比得上蒙恬嗎？您的功勞比得上蒙恬嗎？您和扶蘇的交情比得上蒙恬嗎？”李斯承認不能與蒙恬相比。趙高這才對李斯分析說：“假如扶蘇做了皇帝，他一定會拜蒙恬做丞相，到那時候，您就隻有回鄉度晚年了；如果公子胡亥做了皇帝，他心地善良，待人寬厚，您不是可以永保自己的地位嗎？”至此，李斯仍不願意違背秦始皇的遺命。趙高就翻了臉，讓李斯為子孫後代考慮一下。在種種利益麵前，李斯答應了趙高的要求。於是，三人假造詔書，立胡亥為太子；同時以秦始皇的名義指責扶蘇為子不孝，蒙恬為臣不忠，要他們馬上自殺。就這樣公子扶蘇自殺，胡亥回鹹陽後公布了秦始皇的死訊，即位做了皇帝，稱秦二世。趙高升為郎中令，李斯仍然做丞相。趙高怕事情敗露，不久又慫恿胡亥殺害了自己的12個兄弟和10個公主，被殺的大臣也不計其數。隻過了一年的時間，趙高便垂涎丞相的位子，設計把李斯置於死地了。趙高用毒刑拷打李斯，李斯忍受不了，終於屈打成招。他不願意自殺，因為自己對秦二世是有功之臣，的確未生反心，希望有機會向秦二世申辯。但他的辯護書每次都被趙高截住，皇帝根本看不到。趙高又讓自己的門客分成十幾批，裝扮成禦史、謁者、侍中等官吏，輪流到監獄裏複審李斯。隻要李斯說實話，就嚴刑拷打。李斯隻好每次都“認罪”了。後來，皇帝真派人來複審了，李斯辨不得真假，也不敢改變口供。公元前208年7月，李斯被按五刑治罪，在鹹陽街頭腰斬示眾。在處理李斯的問題時，秦二世還感激地對趙高說：“如果不是你，我差一點被李斯丞相騙了。”結果，趙高越發猖狂，一心想自己做皇帝，在“指鹿為馬”的鬧劇後，又在國家形勢危急之際，逼死了秦二世。請看，胡亥為貪取利益，裝作糊塗地放棄了原則，不但殺死了兄長，殺死了20幾位兄弟姐妹，最後連自己的命也賠了進去，落了個國破家亡的悲慘下場。那李斯也在利益麵前，最終放棄了原則，很快搭上了身家性命。如果此二位都能按照秦始皇的遺命辦事，讓有些才幹的扶蘇坐上皇位，也許秦朝的國運會有所改觀，最起碼不會那麼快就逼出個“陳勝、吳廣”來，他們各自的性命，不知要長壽多少年呢！那工於心計、老謀深算的舞弊高手趙高，在一個個利益麵前，難以自控，“難得糊塗”地對待一個臣子的職責和做人原則，隻知獲取、獲取再獲取，僅在秦二世死後的很短時間裏，落了個身首異處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