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沒有十分把握的事，或者遭遇很大困難，一般情況下應當改弦易轍才是，卻毫不在乎地堅持下去，其“難得糊塗”的思維與行為，不言而喻了。實際上，這樣做的原因，基本上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所期盼的收獲，就像希望陰天的黎明時分從東方天幕也能看到一輪太陽一樣，但如果不這樣執意而為，則收獲的希望，就會毫厘不存了。所以，運用“難得糊塗”處事技巧而取得的收獲，是因事而異的，既存在必然性，又帶有偶然性，特殊情況下還包含著人格的自信。
首先看其必然性。著名的愛爾蘭詩人、戲劇家肖伯納，創作生涯開始很不順利，幾乎被埋沒。他年輕時不滿意在電話公司當財務股長的工作，在業餘時間開始寫作。1879年寫出的第一部小說《未成年時期》不能出版，1880年第二部小說《無理之結》命運照樣不好；給一家叫《大黃蜂》的報紙寫評論，因筆下傷人致使報紙停刊。他從24歲開始留胡子，表示自己已經長大，作品也成熟了。然而他的第三部小說《藝術家的愛情》仍然不受歡迎。肖伯納陷入了苦惱之中，但他能夠以“難得糊塗”的心態對待失敗，不對自己的能力由懷疑而失望，仍然堅持寫作。這樣做的結果，無疑提高了自己的寫作水準，一次應邀給一位記者的劇照配台詞，雖然那位記者很不滿意，但卻受到了英國獨立劇團負責人的賞識，鼓勵他繼續寫下去，寫出一個完整的劇本來，並保證把它推上舞台。肖伯納這才很快寫出了《鰥夫的房產》，搬上舞台後獲得極大成功，從此奠定了肖伯納的文學地位。俗話說“堅持就是勝利”，堅持可以促成某種成功，但並不是所有的堅持都可以提高才幹，需要有天時、地利、人和才可以水到渠成。有一個叫《寶藏》的寓言，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寓言的主角是個農夫的兒子，平時遊手好閑，農夫臨死時，放心不下，把兒子叫到床前說：“咱家的地裏埋了寶藏，但我不知道具體埋在哪裏，你如果需要，就自己去挖吧。”老人死後，兒子日子過不下去了，就想起父親的話，開始到自家地裏挖起來。他挖呀挖呀，把每一寸土地都掘了一遍，也沒有看見什麼寶藏。可是春天來了，別人家都在種地，他沒有別的生活出路，也在自家地裏依樣畫葫蘆地撒上了種子。小苗長出來了，比別人家地裏的又高又壯，秋天得到了好收成。我們可以把寓言作如下分析：農夫說自家地裏埋著寶藏，是運用“難得糊塗”的處事技巧，讓兒子去從事勞動。兒子相信了父親的謊言，就下死力氣地去尋找那寶藏，“難得糊塗”地把每一寸土地都掘了一遍，結果是一無所有，卻恰好趕上春天種地的季節，兒子又有了翻過的土地，具備了不再費什麼力氣就可以播種的基礎，才擁有了春種秋收的條件；也使兒子明白了“勞動就是寶藏”的深刻內涵。
其次是運用“難得糊塗”的處事方法，可以促成意外收獲的偶然性。雖然偶然性沒有必然性的吸引力，但終究還是為成功創造了一次機會，比束手無策的放棄強上許多。比如《左傳?卷五》記載一個晉文公言而有信的故事，說他在攻原的時候，隻攜帶10天的糧食，並與部下約定，10天內將原攻下。可是到了第10天，原還沒有被攻陷，文公不得已隻好收兵。從城裏逃出來的人說：“再有三天，原就會自動投降的。”群臣也進諫說：“原，應該已是糧盡力竭，再堅持幾天如何？”文公卻“難得糊塗”地對待即將到手的勝利，解釋說：“我和士兵約定好10天，現在又不撤退，那我豈不是失信於士兵。為了得到原而成為失信的人，是我不願意的。”文公撤兵後，原的人民聽到這個消息後，紛紛說：“既然文公這樣守信，我們為何不歸順呢？”於是便投降了。衛國聽到這個消息，也認為對這樣守信義的人，是應該順從的，於是也降服了。一般來說，對於即將到手的勝利，是不應該放棄的，隻是再鼓一把勁兒的事了。晉文公因為與士兵有約在先，為了守信，而對奪城占地采取了“難得糊塗”的處理方法，卻因此贏得了人心，又與當時兼並、依附的戰亂形勢相吻合，所以就促成了意外收獲的偶然。中國很盛行傳頌“包青天”的故事，說的是北宋時期的官員包拯，字希仁，為官清廉，不畏權勢。他在做七品小縣官時，曾有過一個“智審牛舌”的案子：有個農民到縣衙喊冤，說自己租種了幾畝薄地，還租了一頭牛，田裏的活全仗著這頭耕牛；昨天晚上牛還好好的，今天一大早，牛滿嘴是血，掰開嘴一看，原來是舌頭被人割掉了。包拯想，這的確是件性命關天的大事，因為不僅是牛沒有了舌頭就得死，農民沒法種地，而且當時官府為了發展農業，曾下令嚴禁宰殺耕牛；牛沒有了舌頭，必死無疑，若是找不到割牛舌頭的人，這個農民就是犯了王法。包拯察言觀色，斷定農民沒說謊話，心裏就生出一條妙計，勸慰那人說：“你哭也沒用，還是快回家去，把這頭牛宰了，不要聲張，偷偷把牛肉賣了，還能減少一些損失。”農民嚇壞了，他知道屠宰耕牛是犯法的，要立即斬首，哪裏敢呀！包拯說讓他盡管放心，出事與他沒關係，他才將信將疑地回去了。風平浪靜了兩天，有個地主來縣衙狀告這個佃戶，說：“佃戶租了我家一頭耕牛，在大前天，卻把牛給宰殺了，牛肉也給賣了。這可是犯法的事呀！”包拯心裏暗自高興，把驚堂木重重地一拍，高聲喝道：“大膽刁民，你和佃戶有什麼過節，為什麼要派人去把耕牛的舌頭割下來？從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幾個回合下來，案子就審得一清二楚了。原來是地主看上了佃戶18歲的女兒，想納為妾。可是人家不同意，為了達到目的，就派了個人半夜潛入佃戶家把牛舌頭割了，想置佃戶死地再霸占他的女兒，不料卻被包拯識破了。在這個故事裏，包拯運用“難得糊塗”的處事技巧，在殺耕牛犯法的情況下，以減少損失為由讓佃戶殺掉耕牛，主要目的是引蛇出洞，讓陷害佃戶的人上鉤。但能否成功，其中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因為若不是利令智昏，對於一件關係到性命的事，大部分人是犯不上冒險的。
運用“難得糊塗”的方法處理事情，所獲取的意外收獲，無論是屬於必然性還是包含偶然的因素，都是一種自信的行為過程。通過以上實例，我們可以認定：肖伯納的勤奮著書，是自信一定能夠成功。農民兒子的挖地不止，是自信地下一定埋有寶藏。晉文公的自信，在於自己的國家無憂，小小一座城池，早晚是盤中餐；如果是打了敗仗，處處受追兵製約，就不可以用作戰幾天的信義來約定了。包拯的自信，則具有了結案子和等待犯罪人自投羅網的雙重性；假若那個地主不敢去誣告，佃戶亦沒有了當初的恐懼，保得好人平安，也算盡到了父母官的責任。美國的老羅斯福總統，形象不是很好，長有藏不住的大牙、習以為常的打樁工的姿勢，按他的身份，別人認為得進行極力掩飾，裝扮出完美才是，可他卻“難得糊塗”地自然對待，讓其暴露無遺，缺陷反而變成迷人的幽默，吸引了成千上萬的人，成為展示個人魅力的意外收獲。
● ###便於東山再起
“東山再起”，典出於《晉書?謝安傳》，說謝安原來做佐著作郎的官，後來因病辭職，隱居東山，經朝廷的多次聘請才又出山，官越做越大，幹過許多大事。這個詞最初多用於再度任職，現在則比喻失勢後重新得勢。“跌倒怕什麼，爬起來再前進……”這是一句很不錯的歌詞，雖然現在已經很少有人去唱了，但這句歌詞曾經是許多人掛在嘴上的口頭禪、藏在心裏的座右銘：在教育孩子時說，是在指導他們成長；講與成年人，是在告誡他們端正對待困難的心態，重新振奮勇氣積蓄力量，走過去，前麵是片天；說與自己聽，則是百折不撓的自我勉勵。這句話的實質意境，就是“東山再起”了。
東山再起的內容包羅萬象，有大有小，可以是學業荒廢了又重新進行苦讀，終於學有所成；可以是工作的失而複得；也可以是國家的複興。因此，事業上的功名利祿性質的“跌跤”，與生理上的走路跌跤，在承擔後果方麵，也有著相似的共性，即：走路的跌跤，同樣的遭遇，是年齡越大跌得越重；事業上的功名利祿性質的“跌跤”，相似的命運，是地位越高跌得越重。東山再起的艱難，也將與“跌跤”的後果成正比，年齡越大、職位越高的，需要付出的努力也將越多。並且，身份卑微或職位低下的人，東山再起的機會也多；而身份顯赫的人，東山再起的機會卻是少之又少，像大海撈針一樣不容易。南唐後主李煜，在公元975年國破家亡，成為宋人“臣虜”後，還沒有想什麼東山再起的事情，隻因為他不太善於“難得糊塗”地掩飾心跡，僅一闕感傷亡國的詞：“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就招來了殺身大禍。蜀漢後主劉禪，沒有李煜的才學和多愁善感，不是“難得糊塗”而是真正的糊塗、昏庸，東山再起的事與他無緣，一句“樂不思蜀”保全了性命。在中國曆史上，東山再起的典例，行為最為出色最不可思議也是最成功的，就非春秋戰國時的越王勾踐莫屬了。勾踐的東山再起正是善於運用“難得糊塗”方法處理問題的結果：越國戰敗後，勾踐為了保住越國，想辦法與吳國求和，並且甘願到吳國做人質，按道理說，雖然是戰敗國的人質，但還是有王國之富的，錦衣玉食也未嚐不可。勾踐卻為了製造從心底歸順吳王的表象，“難得糊塗”地做出了一係列常人所不能的事情：身為越國之王，卻甘願當人質，把國事全權托給大臣處理，而能夠放心無慮，此為一；他特意住在已故吳王闔閭的墳墓旁，頗有賠罪之意，其實也可以不這麼做，此為二；他從事放養馬匹的活計，吃的是糟糠野菜，穿的是破衣爛衫，住的是低矮漏雨的房子，完全可以在檔次上好一些的，能為之而不為，此為三；吳王上馬他給牽韁繩，吳王馳騁他緊隨在後邊跑，也沒有人強要求，此為四；吳王夫差患病，自有名醫好藥，他卻去嚐一嚐夫差的糞便，以辨別病情，並沒有人要求他這樣低賤，此為五；被放回國後，他又是堂堂一國之君，卻仍要住在破舊的房子裏，給自己安排艱苦的生活環境，是一般人所不能的，此為六；柴草不是柔軟的物質，作為國王卻要鋪著柴草睡覺，此為七；動物的膽是很苦的東西，他卻要在屋子裏吊上一個，吃飯和睡覺前都要嚐一嚐，此為八；他常常跟百姓一起下田種地，還讓妻子帶領婦女養蠶織布，根本沒有一個國王的架子，此為九；越國在他的領導下，在10年後儲存了可供3年食用的糧食，人丁旺盛，兵源充足，許多人都認為“洗雪前恥，報複吳國”的時候到了，可他堅決不允許，又勵精圖治了10年，此為十；公元前473年，吳王夫差被越軍包圍在姑蘇山，想自己20年前有滅越的機會而沒忍心下手，既投之以桃，就會報之以李，派人向越國求和，勾踐說：“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予以嚴詞拒絕，此為十一。如果沒有這11種“難得糊塗”，勾踐就不會僥幸保留了越國、較快地回到了越國、想方設法讓越國強盛起來、徹底報仇雪恨，以至成為了當時的霸主。
曆史上能夠東山再起的大人物，其成功之道是各有千秋的，但在貫通“難得糊塗”技巧方麵，卻有著共同之處。例如：《三國演義》裏的劉備在沛城失陷後依附曹操，又與國舅董承同謀興漢室除奸雄之事，也是為了自己的東山再起，便采取“難得糊塗”的處事方式，“就下處後園種菜，親自澆灌，以為韜晦之計”，為的是提防曹操猜疑。還有周文王姬昌，因商紂王懼怕他的仁德，擔心他會推翻自己，就把他調離周地，囚禁在羑裏，並為了試驗文王演八卦是否靈驗，還把文王的兒子伯邑考殺死，做成肉餅送他食用。文王知道肉餅是兒子的肉做的，怎能忍心去吃，但為了能夠獲取東山再起的機會，就連食三餅，還一再表示謝恩。在處事之道上，大人物與小人物雖然有所不同，但所遵循的規律基本是一致的。小人物遭受打擊後，要想東山再起，恢複過去的生活或者更好，也離不開“難得糊塗”的處事之法。例如：中國晉代有一個“除三害”的故事，說有一個叫周處的人，從小失去了父母，但力大無窮，逞強喜鬥，沒有人能打過他，養成了為所欲為的個性，幹了許多讓鄉親們憎恨的事。當時山上的老虎和水裏的蛟龍也時常禍害百姓，鄉親們把周處與龍和虎並稱為“三害”。有人用激將法鼓勵周處去與龍和虎進行比試，意思是若能把龍或虎打死，周處也會活不成；若是鬥不過龍或虎，他就必死無疑。最起碼，事後可以除去一害到兩害。周處覺得自己是個英雄，真就上山射死了老虎，入水殺死了蛟龍，一共激戰了三天三夜。他回鄉時發現鄉親們正在慶賀，還爭相傳說：“這回周處也死了，可喜可賀呀！”這才明白了自己在鄉親們心裏的位置，痛苦到了極點，於是找到一位有名望的學者，訴說自己的困惑。在得到了解釋和鼓勵後，下決心痛改前非。他本是一個強者，知道了自己的錯誤後，原有的武力用不著了，又沒有別的本事，一下子回到了“零”的位置，所以決心東山再起，轟轟烈烈做一番好事情。他“難得糊塗”地向自己過去的惡劣品質開刀，慎德向善，發憤讀書，漸漸地心領道義，克己自律，講究忠信，成了一個很有學問的人，寫出了《默記》、《風土記》等著作，還到一些州府做官，成了很有口碑的好人。
遍觀曆史、察看生活，許多人一旦在優越的環境中遭遇不幸，或從高位上跌落下來，往往承受不住打擊，由失落而墮落，隨波逐流地不思進取，結果是一蹶不振，生命變得毫無價值。隻有承認現實並不以為然（屬於“難得糊塗”範疇）地對待現實，想盡一切辦法規劃出自己新的奮鬥方向來，並運用“難得糊塗”的方式不斷自我勉勵，才是真正的聰明人，才是求取東山再起、實現人生價值的理想出路。
● ###祝君功成事立
人們在生活乃至生命中是否功成事立，隻是相對的，並無統一標準可言。蘇東坡詞中有千古絕唱：“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嬋娟。”高度概括了人生之路曲曲折折、坎坷不平的真實，又表述了人們對生活的美好憧憬與祝福。常說的“功成事立”，即“功業成就，事業完成”，作為一祝願式詞句，體現了對生活的基本希望。正因為如此，“功成事立”的內涵才是靈活的，完全可以由人們進行把握。也就是說，功成事立是在客觀世界相對存在的，是可以由當事者進行掌握和創造的。
隻有通過種種“難得糊塗”的思維與行動，才能力排眾議、戰勝艱難險阻、抵製非常誘惑，最終完成自我超越，成為一個有良好社會聲譽的功成事立者。無論是從事哪一種社會行業，一個有成就者，似乎都有理由說是“功成事立”了，因為與許多中途夭折者相比，終究是從平地起步到達了一定的事業高峰；其構成要件，則離不開對某些客觀條件（環境）的“難得糊塗”。例如：一位有實戰經驗的將軍對於士兵而言，是當然的功成事立者。他之所以能成為將軍，則必須先行在作戰時對自身的安危棄之不顧，勇於衝鋒陷陣，不怕流血犧牲；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創造性地指揮戰鬥。明朝的海瑞是一位在曆史上得到認可的功成事立者，是赫赫有名的大忠臣，被老百姓稱為“海青天”；他的功成事立，在於恪守職責，敢於犯顏直諫，把生死置之度外，讓人抬著棺材去罵皇帝。
運用曆史的觀點分析、看待問題，功成事立應該有生命軀體本身與生命社會價值的不同，也就是說：功成事立是不以個人擁有優越的生存環境為基礎的，而是看一個人所創造出的社會聲譽。例如：秦朝指鹿為馬的趙高，南宋製造“莫須有”千古奇冤的秦檜，清代富可敵國的和珅，雖然位高權重，威風一時，十分了得，但卻不屬於功成事立者。原因是他們明知損人利己還要肆意妄為，太自私了，太陰險了，太使民眾反感了。像中國近代史上，洪秀全在清王朝統治時期，建立了頗有宗教色彩的“太平天國”，其宗教思想不但不符合中華民族的習俗，其領導集團中也充滿了爾虞我詐、作威作福的內幕，頗似一場鬧劇；失敗應該是一種必然，不能算是功成事立者。而孫中山先生同樣是反對清王朝的統治，提出“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口號，建立了社會製度傾向於人權和民主的“中華民國”，無論以後的發展狀況如何，他在曆史上都是一名受人景仰的功成事立者。所以，在成就一番事業的過程中，運用“難得糊塗”的處事方法，也存在著什麼事情當做什麼事情不當做的分別，應當講究服從大局、分清主次、留有餘地，明察秋毫地謹慎從事，而萬萬不可掉以輕心；否則，就會走向功成事立的反麵，鬧騰得越厲害，越有成為人民罪人的可能。
應該承認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傑出人物，雖然因為圍剿“太平天國”，在當代政治色彩濃重的教科書上把他評價得麵目全非，正如凡事皆須由後人評說一樣，隨著時光的沉澱，政治偏見的風雨暴烈傾灑後，原來被籠罩的山石，也會顯露出真實麵目來的。他的哲學思想，他的計謀才能，他在當時對於中華民族發展與穩定的貢獻，越來越為當代的學人智者所賞識，是一位越來越受到公認的功成事立者。曾國藩的處事行為，無論大事小事，都頗具“難得糊塗”色彩，尤其體現了服從大局、分清主次並留有餘地的特點，在他的功成事立過程中，起到了積極作用。例如：在當時清王朝政治腐敗的環境裏，身居高位的曾國藩，在用人方麵，一直有自己的較高標準。他很欣賞李鴻章的精明幹練，就把李鴻章選作自己的接班人，有意進行栽培。後來看出李鴻章官癮太重，又聯想到他殺降的往事和貪財好貨的傳聞，開始覺得有些不妥。他的用人觀點，是主張德才兼備的，但更偏重於德。因為按照傳統看法：有德無才，近於愚人；有才無德，近於小人。所以，既然德才不能兼得，與其用有才無德的小人，不如用有德無才的愚人更好些。回頭再看李鴻章，此人不患無才，其隨機應變及與洋人打交道的能力，甚至要強過自己；李鴻章的不足，恰恰就是在更為重要的“德”上。麵對李鴻章迫不及待地想接印，曾國藩有過猶豫，想冷落他幾天再說。可是仔細一想：李鴻章已經被自己扶植起來了，爵高位顯，手裏還有5萬用洋槍洋炮武裝起來的淮軍，羽翼已是豐滿；他的“德”再差，隻要不起兵謀反，就不會發生什麼大的意外；今後能接替自己的，已非他莫屬了。如此，曾國藩“難得糊塗”地對待了李鴻章的不足，也“難得糊塗”地對自己的用人原則進行了修訂，沒有開罪門生，沒有意氣用事，不但沒有冷落李鴻章，反而待之重禮，按部就班地完成了為朝廷“樹人”的大事。雖然到目前為止，李鴻章在中國曆史上的功過是非，還沒有一個標準性定論，但在史實麵前，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已經認識到，在腐敗的清王朝大廈將傾、國內矛盾風起雲湧、外國列強紛紛伸手對中國進行武裝掠奪的特殊背景下，李鴻章成為重要大臣後，能夠身體力行地推進洋務運動，嘔心瀝血地建設北洋水師，既不敢得罪荒淫無度並一向對洋人諂媚求和的以慈禧為首的權力派，又不可以對洋人無端讓步遭受國人譴責，真個生活在夾縫裏一般的情況下，李鴻章的所作所為，對充實國力，增強民族自信，重創外國列強瓜分中國的美夢，還是發揮了積極作用的。在那種特殊的曆史條件下，也堪稱是支撐清王朝的棟梁之才。
勸君在謀劃事情，或者進行具體實踐中，無論怎樣善於運用“難得糊塗”的技巧去獲取成功，無論擁有怎樣的智慧和便利條件，也要分清良莠、看清曆史大勢、仔細社會公德、傾心民族和百姓的利益，務必選擇可以真正稱得上功成事立的事情，才可以告慰良知並將美名傳頌於青史。
附錄：主要參考書目
《中華上下五千年》張華騰，張先昌主編新華出版社，2003年1月
《地獄之門為誰開》曲文昌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
《中國人的謀略》司馬乘風編廣東旅遊出版社，1991年2月
《社交口才兵法》李建南主編，劉翔飛著農村讀物出版社，2000年8月
《忠烈人格》陳桐生，劉懷榮著長江文藝出版社，1996年11月
《曾國藩一生三做》責任編輯沙子中國華僑出版社，2003年11月
《三十六計》陳弓編武漢出版社，1994年10月
《懺悔還是不懺悔》餘開偉編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年1月
《虔誠與迷亂》（第三輯）柯靈主編1998年1月
《細節決定成敗》汪中求著新華出版社，2004年2月
《愛情規則》殷智元編著中國工人出版社，1999年1月
《覺海慈航》戰德克居士著四明居士修訂，2001年增訂版
《黨建理論專題研究》毛樹林主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
《兵工廠長》呂中山著作家出版社，2005年8月
《新華文摘》、《讀者文摘》、《演講與口才》等有關書刊
（謹向以上書刊的編者、作者表示由衷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