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博納寬容的兼容精神
強調重視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統一的中國傳統文化，決定浙江人民自古以來博納寬容，表現在群體的團結，對外的兼容。“甬上四先生”之一的舒磷的思想以象山學說為宗旨，但他兼有各家觀點。全祖望稱他“廣平嚐切磋於晦翁?穴朱熹?雪，講貫文獻於東萊?穴呂祖謙?雪”。沈煥兼綜各家，“沈氏之學，實兼得明招?穴指呂氏?雪一派”，對陸門以外的其他學派，持寬容兼蓄的態度。陽明心學也是兼采佛老的思想元素。在近代，浙江成為接受西方文明的前沿，不僅學習西方的科技文化，而且也把浙江介紹給世界，這種中西文化交流雖有曲折，但畢竟有利於浙江的近代化。
兼容精神還表現在外向開放。由於浙江人多地少，且偏於一隅，一批有戰略眼光的浙江人為開拓生存空間，或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形成了強烈的向外拓展的衝動。浙江商幫遍布全國各地，為近代中國經濟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考察中國近代經濟史，浙江商人的足跡遍及全國。上海崛起時，浙江商人約有２０多萬人，從事錢莊、航運、棉紗棉布、五金、顏料、茶葉、絲綢等業。
在長期的發展中形成的兼容精神，促使當代浙江人善於吸收外來文化。這一開放精神正在被現代的浙江人所繼承和弘揚。他們在改革開放中善於學習各國先進經驗，博采眾長。善於利用國內外市場，獲得生產所需要的資源、技術和人才。飛躍集團生產縫紉機所需要的主要原料來自國外，長城皮鞋廠請意大利一流的設計師設計，萬向集團致力於本土化管理，“用洋人的資源，做洋人老板，賺洋人的鈔票”。浙江籍企業家更是大力吸收西方管理文化中的“合理內核”，創造出富有特色的現代企業家精神。
不僅如此，浙江人民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指引下，對外開放不斷向縱深方向發展，取得很大進展。形成了以杭州、寧波、溫州等沿海開放城市為先導，以八個國家級開發區和５０個省級開發區為主體的，輻射全省的開放格局。對外開放取得好的成效。１９９９年，外貿總額達１８３．１億美元，進出口經營企業超過９０００多家，出口商品２０００多種。全省累計外資項目１７萬個，協議利用外資２２０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超過１００億美元。
四、注重開拓的創新精神
創新是民族進步、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創新有兩個層麵。一是敢冒，敢闖，敢為人先，敢於探求；二是要尊重客觀規律。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創新精神。浙江學子富有骨氣，敢於創新，不崇尚權威，不墨守陳規，具有衝決網羅的精神氣概。在南宋，麵對占統治地位的程朱理學，葉適和陳亮強調學術與事功的統一，力倡“事功之學”。明中葉以後產生的陽明心學，更是對傳統儒學進行改造，反對拘守經典，提出“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極大地弘揚了人的主體精神。明末清初浙江出現了啟蒙思想大家黃宗羲，對封建製度、倫理進行了猛烈抨擊。近代的龔自珍、章炳麟更具有創新精神，龔自珍為改革決心衝破“萬馬齊喑”風氣，這種精神一直延續到今天。
在新時期，浙江人民把注重開拓的創新精神運用到改革實踐之中，把解放思想、更新觀念、製度創新融為一體。千百萬的浙江人繼承先人的開拓創新優良傳統，打破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年代留下的舊觀念，以“三個有利於”為標準，成為市場經濟大潮中的弄潮兒。他們解放思想，破除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舊體製，適應市場經濟要求，具有第一個“吃螃蟹”的冒險精神，敢走天下路，敢為天下先。一些農民企業家義無反顧地闖蕩市場。現在浙江省約有４７０萬經營戶在外經商做工，其中３００多萬人長年在省外和國外經商，他們在全國各地設立了上百個浙江村、溫州城、義烏路、台州街。還有不少浙江人拓展海外市場。歐洲就有不少青田人和溫州人在經營實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