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人生智慧十五：讀書不輟，精於養學 2．以變求新，經世致用
曾國藩箴言：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便遊四宇尚已。
早年在京做官期間，曾國藩就開始研究“經世致用”之學。
當曾國藩供職京師的時候，正是中國內亂外患交迫之時。曾國藩所關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內有太平天國，在災情則有黃河決口。所以，他讀書更側重經世致用之學，特別是輿地之學。在閑暇的時候，曾國藩對於軍政大計，以及各種庶務，通過大量地並有選擇性地閱讀古代史籍，盡量把現實的問題考究詳盡。所以，太平天國聲勢大盛時，曾國藩以一書生出而致用，終能鎮滅洪、楊。十多年京師名流之間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師期間堅持不懈地刻苦攻讀經世致用之書籍，如何地準備著應付事變，如何地關切時務，如何地虛心研究，這些都充分說明，曾國藩的成功決不是僥幸得來的。
當時掌握全國庶政的六部，除了戶部之外，曾國藩擔任過禮、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為官期間，對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點，他專心潛讀《通典》和《資治通鑒》，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場風習、山川形勢、民生疾苦和武備良窳（yǔ，壞，劣）。曾國藩由內閣學士升為禮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時，遍閱清代道光以上曆朝文獻，目睹時局危急而政風頹靡，遂因皇帝之下詔求言而先後參照史籍上了幾道條陳時務的奏疏，體現了他明道經世的抱負。
曾國藩所謂經世致用之學，包括政治、經濟、法律、軍事、社會民生，實際上，就是治國平天下之學，與今日的經濟學相比範圍要大得多。我們由一副常見的對聯“文章西漢兩司馬，‘經濟’南陽一臥龍”，便可以看出，當時的經濟之學，就是經世之學，也就是曾國藩的救國主義。
在曾國藩看來，義理之學與經濟之學本來是統一的，但有時也容易出現“詳於體而略於用”的傾向。所以他要將“經濟”突出出來，使之與“義理”平列，從而避免忽視經世致用的弊端。同時，如果說姚鼐的“義理、考據、辭章”主要還是一個“為文”之文的話，那麼曾國藩則明確指出，義理、考據、辭章、經濟是四種“為學之術”，從而大大擴大了其適應範圍，並使之成為理學經世派的一個理論綱領。曾國藩在提倡經世致用這個問題上的貢獻，不僅僅在於他自己身體力行，而且在於他在桐城派提出的“義理、考據、辭章”的基礎上，加上“經濟”，使之明確地成為一個學術綱領。
有一個眾所周知的道理，那就是學習，要學以致用，不能讀死書、死讀書，乃至讀書死，而必須把書上的知識同現實的需要緊密結合起來。例如對地理知識的學習，他常左圖右書，徹底求索。從軍以後，更是熟讀兵法，並在實踐中加以驗證。
曾國藩根據自己的實踐體會到，讀書與用兵也完全是兩回事。古代有些名將，如西漢的韓信、東漢的皇甫堤，並沒有聽說他們著書立說；近代的戚繼光，能著書立說但其指揮的戰事並不太大；像孫武這樣的軍事家，有實踐又有理論，畢竟少見。所以說，讀書與用兵完全是兩碼事。但一個想有所作為的將軍，就不能不讀書，尤其是兵書。
在戰火紛飛、百務纏身的歲月裏，曾國藩還特別喜歡研究王船山（王夫之號船山）的著作。在他認真研讀、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響下，湘軍許多重要人物都積極參與認真研讀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導船山之學、研讀船山之書的濃鬱風氣。後來王夫之的大名越傳越廣，影響越來越大，與曾國藩倡導“王學”有極大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