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國藩讀書榜樣的示範下，湘軍將帥們則是把孔、孟、周、張、程、朱，直到王船山的“聖賢學脈”、“儒家道統”作為自己的思想信仰，並把《船山遺書》（特別是其中的史論）當作“千秋金鏡，帷幄珠囊”來讀的。曾國藩在《船山遺書》刊刻之先就反複地大量閱讀了能夠尋找到的船山著作，尤其對於《讀通鑒論》、《宋論》等史論性著作已爛熟於心，多有心得體會，日記中均有記載。在他的推薦與倡導下，一些湘軍將領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遺書》之前就已開始研讀船山著作，而在《船山遺書》刻成之後更加形成高潮。當然，這批將領也不是僅僅研讀船山著作，而且也學習用兵之道，為其軍政實踐服務。正如郭嵩燾所說：“軍興以來，湘人起文學任將帥，肩項相望。一時武健強力，多知折節讀書。軍行所至，聞弦歌之聲。”大批湘軍將領多是從“一介書生”、“布衣寒士”而投筆從戎，從文書、幕僚或中下級軍官，一躍而成為統兵作戰、獨當一麵的高級將帥，不少人成為巡撫總督一類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書、軍機大臣、大學士。他們異口同聲地讚頌船山、弦揚船山，顯然從《船山遺書》中獲益匪淺。光緒年間湖北學政孔祥麟說：“船山所著史論，具上、下古今之識，指陳曆代之興衰治亂，是以鹹、同之際，中興將帥，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遺書者皆多。蓋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備之廢弛，後由兵謀之未嫻，故於曆代兵事謀之甚詳。湘人服膺其書，多明將略戎機，遂能削平大難。”這就充分說明了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軍將帥們為什麼在戎馬倥傯的戰火中，如此認真地研讀、刊刻、提倡、弘揚《船山遺書》的曆史秘密。
為了攻克金陵，積累攻城經驗，曾國藩曾翻閱過大量古籍，他曾寫下數十篇越鎮或越寨進攻而勝或敗的戰例，從中總結成功的經驗或失敗的教訓。有一篇就是探討唐太宗親征高麗的。說太宗攻下蓋牟等城後，到達安市，將要決戰，對方合兵布陣，長達四十裏；江夏王李道宗說：“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根本，則數十萬之眾可不戰而降。”太宗不答應。後來進攻安市，終於沒有攻下。曾國藩評論道：李道宗請越過安市進攻平壤，這是一條充滿危險但能出奇製勝的妙計。太宗不用其計，終於無功而返。
在所有關於戰爭的古書中，曾國藩最欣賞的就是《史記》中的戰爭描寫。他說：“除班（固）馬（司馬遷）而外，皆文人以意為之，不知甲賬為何物，戰陣為何事。浮詞偽語，隨意編造，斷不可信。”然而，即使是《史記》，曾國藩也是心存疑雲的。同治十年，曾國藩在日記中就記下了他讀《史記》的體會：《史記》描述韓信擊敗魏豹，是利用木罌（小口大肚的木甕）把軍隊渡過河去。其破龍且，是用囊沙（沙袋）堵住水道，曾國藩不以為然。魏豹以大將析直抵擋韓信，以騎將馮敬抵擋灌嬰，以步將項它抵擋曹參，如此看來，那雙方的兵馬不下萬人，木罌能渡多少人過河，至多不過二三百人，這怎麼能取勝呢？沙囊壅水，不可滲漏，除非運用役夫嚴塞，斷不能築成大堰。從事實上教慮，這兩件事都不可信。
看來曾國藩的經世致用之學並非憑空想象出來的，而是來源於實踐又應用於實踐的，他做到了學以致用。
曾國藩人生啟示錄：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軍，對中國近、現代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活動於中國近、現代曆史舞台上的各種人物，無不在不同程度上受過曾國藩的影響。其經世致用的思想對當代人仍有重要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