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分散兵力的作法顯然得不償失。從宋朝得到的疆土無論如何也不夠補償他們在北方丟給蒙古人的土地。而且，從長遠利益來看，這明顯破壞了他們對付木華黎軍隊的能力。然而，金朝毫不畏懼，在1220年，他們征集了一支新軍，準備進行反擊以重新獲得他們損失的一些地區。新軍剛組建起來即進攻山東東部，在那裏已掀起反抗女真人的漢人起義（紅襖軍），這很快就引起了蒙古人的注意。一當木華黎得知了這支新軍的存在後，他立刻在1220年底從濟南移師南進，在離開封不遠的黃河南岸的一個淺灘黃陵岡對其發動了進攻。他以決定性的勝利擊敗了敵軍，而且由於這次成功，蒙古人擴大了他們的控製地區，占領了除山東東部和陝西之外的黃河北岸金朝的大部領土。山東東部仍在紅襖軍手中；陝西則仍在金朝的統治之下。在任命漢人叛將管理投降地區之後，木華黎回到北方，沿路進行掃蕩。同時，金廷由於反攻失敗，派出了一個由烏古孫仲端率領的使團來到西部成吉思汗處，商討可行的和談條件。蒙古人要求金朝皇帝接受“王”的稱號，這樣就承認了成吉思汗的宗主地位；而且必須撤出陝西。然而，金廷認為過於苛刻，所以敵對狀態仍繼續存在。
1221年中期，為了向金朝重施壓力，木華黎在陝西和甘肅東部發動了一次巨大攻勢。在首次越過鄂爾多斯之後（這得到西夏軍的默許，西夏還提供了為數5萬人的附屬軍隊），木華黎於當年年底和第二年年初攻陷了陝西北部和中部的許多重要城市。到1222年春季，他留下了他的將領之一蒙古不花指揮在陝西的進攻，而他自己則越過黃河進入山西，在這一地區阻擋金朝的一次新的反攻。在接下來的戰鬥中，蒙古人占領了河中和沿黃河的其他設防城市。但在陝西，蒙古不花卻由於金軍廣泛的封鎖行動而陷於困境。甚至在木華黎和他的軍隊於1222年秋季返回之後，蒙古人仍然不能迫使包括長安和鳳翔等許多重要城市投降。而在這緊要關頭，西夏軍隊的突然撤回更進一步削弱了蒙古人的軍事力量。由於進攻力量大大削弱，木華黎在1223年初解除了對鳳翔的包圍。在對西夏邊界進行了一次短暫的報複性進攻後，他回到了山西，在那裏不久就病倒並去世。去世的指揮官立即被他的弟弟帶孫代替，但是蒙古人的進攻勢頭已減。金朝充分利用這次機會，立刻結束了與宋朝敵對狀態，將其軍隊撤回到山西南部，收複了以前丟失給蒙古人的一些領土。紅襖軍在與其結成鬆散聯盟的宋朝的支持下，也利用這一形勢擴大了他們在山東的統治，而且短暫地占領了河北的部分地區。後者的行動促使武仙的突然叛變。武仙是不久前投降蒙古人的原金朝將領，1225年，他又一次轉變立場，這一次，他將其命運與宋朝聯係在一起。麵臨這些挫折以及成吉思汗決定對付反叛的黨項人，蒙古人在以後的幾年中，隻得滿足於對中國北方的控製。
北部的管理
正如成吉思汗本人所承認的那樣，蒙古人絕少懂得城市的法律和習慣，而且很難依靠自身能力從事複雜的定居社會的行政管理。因此，有必要吸收大量的熟練專家，尤其是那些有著行政管理和經商經驗、願意幫助蒙古人管理和剝削其統治下的農村和城市居民的人。甚至早在入侵金朝之前，成吉思汗即開始組織由這樣的專家組成的骨幹，這些專家來自契丹和漢人官員，由於種種原因，他們拋棄金朝的職位而投奔了蒙古人。到1211年發動對金作戰為止，成吉思汗的身邊已有一批既非常熟悉金朝的行政管理體製，又非常熟悉中國北部情況的顧問。
隨著蒙古人越來越猛烈的進攻勢頭，叛投者的人數也顯著增加。漢人官員在第二次波動中數量最多，但也首次出現了一些女真人投奔到蒙古人的陣營中效力。沒有進行抵抗而叛降的行政官員按慣例都保留了他們管理縣和州的舊有職位。他們的首要職責是維持秩序，征調本地區的人力物力，為蒙古人的軍事機器服務。
改變立場的漢人和契丹人軍事將領參加了進攻金朝的戰爭，他們或者獨立作戰，或者與蒙古軍隊聯合作戰。這些將領由成吉思汗或後來的木華黎批準任職。他們得到漢式或蒙古式的官職，被授予權力的符牌以作為他們新地位的一種標誌。為了協調軍事和行政管理工作，蒙古人借鑒金朝的先例，建立了一係列行台中書省（譯者注：應為行台尚書省）。這類機構原來是金朝政府的最高行政管理機構尚書省的分支機構，最早於12世紀初組成，它們簡稱為行省，主要建立於新征服的領土以及後來受到進攻威脅的邊界地區。其負責官員，也被稱為“行省”，在他的管轄範圍內被授予全權，而其管轄範圍與金代正式的路（下麵分為數州）相當。蒙古人迅速地采用了這種製度以適應其需要。1214年，建立了第一個行省，其首領為蒙古將領三模合拔都。中都被攻陷後，1215年，契丹人石抹明安被任命為燕京（中都）“行省”。1217年大規模戰爭重新爆發後，迎來了漢人反叛的又一次浪潮，一些漢人首次被任命為“行省”。像他們的金朝對手一樣，蒙古人任命的“行省”在就職後也獲得了處置全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武將，既然被授予重要職務，在被任命之前就都要仔細地篩選。雖然“行省”這一職務至少在表麵上與蒙古習慣相異，但它被有效地納入了蒙古社會政治體係。被任命這項職務的漢人或其他族人被授予一種適當的軍銜，而且在某種情況下，還被任命擔任護衛軍中的職務。這樣，他們成為成吉思汗或他屬下的國王木華黎的伴當（那可兒）。為了確保他們的忠誠，這些官員的兒子們被留在各種怯薛中作人質。這樣，一個漢式行省，就其軍政合一的權力、正式的軍銜和與汗廷關係的程度而言，大體上相當於千戶（敏罕）或萬戶（土綿）的高級蒙古指揮官（那顏）。由於蒙古統治體係中的忠誠紐帶是高度個人化的，所以任何種類或重要的官職通常均為世襲的。“行省”也是這樣：兒子繼承父親，時間一長，行省轄區即變成私人領地。從長遠角度而言，這種“封建化”進程會帶來蒙古宮廷所不希望出現的後果。但在短期內，它是鞏固對中國北部新征服地區統治的有效方法。站在統治中國的蒙古行政管理體係頂點上的是統帥木華黎。他無疑聽命於成吉思汗，但從總體而言，他享有廣泛的自治權力。一位宋朝使臣趙珙曾於1221年訪問過木華黎的營帳，他把他同中國的皇帝相比，雖然他知道木華黎實際上並不是最高統治者。當然，沒有其他蒙古指揮官像“國王”那樣，被賦予如此多的權力和行動自由。在長期與金朝作戰的過程中，木華黎自然也漸漸熟悉了中國文化的一些方麵。
據趙珙記載，“國王”的衣著和服飾是中原式的，他營帳中所采用的宮廷禮節也同樣如此。而另一方麵，趙珙記載說，在木華黎的營帳中，婦女地位很突出，她們可以自由地與男人喝酒和交談。所有這些均證實了蒙古社會習慣的影響與存在。毫不奇怪，自13世紀前半葉發展起來的蒙古對中國北部的統治製度，是由漢人、女真、契丹、畏兀兒和蒙古的行政管理方法與社會習慣所組成的一個複雜的結合體，這是自漢朝滅亡以後，沿中國草原邊界所形成的混合政治的典型。
蒙古對金的戰爭造成了普遍的破壞、殺戮和社會混亂。他們用蹂躪鄉村孤立大城市的手法，意味著城市和農村居民都要遭受嚴重傷亡和窮困。花剌子模沙摩訶末的一位使臣，在1215年中都投降後不久來到該城，在那裏他遇到了非常可怕的場麵。他記載道，前金朝都城的周圍地區，幾天裏的所到之處都布滿了死人的屍骨，而且，由於大量屍體沒有被掩埋，瘟疫傳播，造成新的死亡，他的一些隨行人員亦未能幸免。由於1217年後漢人官員大量進入蒙古政府部門，特別是說服木華黎命令他的軍隊停止對生命與財產肆意破壞以後，情況多少有了一些改善。不過，在整個13世紀20年代，中國北部仍然是一個動蕩的戰爭舞台，平民人口的死亡數一直居高不下。
那些在軍隊屠殺、瘟疫和饑餓中幸存下來的人和處於蒙古行政統治之下的人都麵臨著許多新的磨難。蒙古人從他們立國之日起就總是苛刻剝削他們的臣民。臣民的主要義務之一是提供附屬部隊以支持蒙古人的進一步擴張。由於圍城和封鎖對蒙古人來說是新生事物而且需要大量的人力，所以漢人軍隊被迅速征集起來以完成這項任務。這些漢人軍隊中，有些是在他們的長官率領下完整地投靠蒙古人，而其他則是由在新政權下保留原職的金朝官員從平民中新征募來的。到1213年，已有漢人軍隊被用來對金作戰，他們被稱為漢軍或黑軍。這些軍隊在戰爭期間穩定地發展起來，到木華黎去世時，在數量上已大大超過了蒙古軍隊。除了軍事征兵外，漢人還被迫為他們的君主提供各種各樣的物品和勞役。窩闊台時代之前，沒有跡象表明，在蒙古國家包括中國北部在內的定居地區存在著統一的賦稅征收製度。雖然有關1211年～1227年期間金統治區內情況的資料很少，但看來蒙古人的政策和其他戰爭頻仍地區一樣，隻要需求增加，他們就從臣民那兒征收他們需要的東西。這樣，賦稅征收隻是一特定的沒有規範的做法，實際上是為了滿足戰爭的應急需要而實行的一係列無止境的極度征用與勒索。通常，蒙古人按種類征收實物賦稅，像穀物、布匹、坐騎和武器（或者能製成武器的金屬製品）等。在這一時代，所有國家義務——不管是兵役、勞役，還是各種賦稅或金錢——都用 “差發”一詞概括。中國北部人口中，從這些各種各樣的賦役中惟一能得到豁免的一類人是宗教人士。1219年，禪宗和尚海雲為他的佛教僧徒爭得了一項免稅許可，1223年，蒙古宮廷又把這項特權授予道教長春派，後來，又授予其統治區內其他主要宗教集團——回回、基督教徒等。
1217年漢人在行政機構中影響增長後，中國北方的嚴峻情況稍有緩解，並開始進行重新建立毀壞的設施、恢複農業和複興社會與教育事業的嚐試。但這些努力隻是局部性質的，從來沒有得到蒙古統治當局的積極支持。這種情況直到金朝最後滅亡與13世紀30年代初期和中期耶律楚材改革時才得到重大改善。
天驕隕落
當成吉思汗出征花剌子模時，他曾向黨項人征兵，但由於黨項人違背了以前的誓約，所以要求沒能實現。數年以後，黨項人又有了另外的想法，為了恢複與蒙古人的關係，他們派出軍隊幫助木華黎從金朝手中搶奪陝西的地盤。但在1223年年初，政策又發生逆轉，西夏出人意料地撤回了這些軍隊，這反映出西夏宮廷的嚴重分裂狀態。一個屬國的這樣反複無常的行為既是一種軍事威脅，又是一種對蒙古人聲望的挑戰，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須讓黨項人作出解釋並使他們永遠保持協調一致。為了試探西夏宮廷的態度，或者可能是促使其進一步分裂，成吉思汗於1225年春提出一項建議，給黨項人以和平的方式向蒙古國臣服一次最後的機會：他們的君主嵬名德旺，必須立即給成吉思汗的宮帳送去一個兒子作人質，以擔保他以後的忠誠。但是，西夏沒有對這項建議給予答複，而且在1225年秋季，他們與金朝簽訂了和平條約，這就更加觸怒了蒙古人。戰爭於是不可避免了。
與1209年快速進攻中興府的入侵不同，1226年的戰役有著預定的目標，即征服或摧毀西夏王國的西部地區以使其都城、宮廷與王國的其他地區隔開。1226年春天，蒙古人由進攻黨項人在戈壁西部的一個重要前哨基地哈剌和卓——馬可·波羅稱為亦集乃，漢人稱為黑水——開始了戰爭行動。不久，那裏的西夏要塞被突破，蒙古軍隊向南進入甘肅走廊，進攻肅州城和甘州城。到夏末，這兩座城池均被攻陷，肅州且被屠城。成吉思汗在位於附近群山腳下山脈涼爽的大帳指揮了這兩場戰役，現在他重新組織軍隊，一部向西進攻瓜州，其餘的則向東進攻西涼。後者為西夏王國的主要城市之一，於7月不戰而克。隨後，因獲勝而士氣旺盛的蒙古軍隊又受命越過黃河，向西夏的都城中興進發。1226年末，他們抵達並包圍了都城南邊的一個重要設防要塞靈州。當西夏統治者感到威脅，並派出一支大軍去解救這座被圍困的城市時，成吉思汗立即率增援部隊渡過黃河並打垮了西夏援軍。到1227年初，中興府本身也陷入了重圍，而且到夏末，它已陷入崩潰的邊緣。
成吉思汗的軍隊包圍中興府後，他本人即沿渭河流域向南進軍，並於1227年春夏兩季進攻金朝西部邊界的據點。然而，在八月，這位蒙古首領病倒，不久就去世了。顯然，由於他在1225年秋天所遭受的落馬舊傷複發並引起了並發症，導致了他的死亡。他死於六盤山南麓某處，死訊被暫時封鎖。為了實現他的臨終遺願，對西夏都城的圍攻一直持續到9月城市被攻陷和劫掠為止。
西夏王國滅亡後，成吉思汗的遺體立即被運回蒙古，葬於不兒罕·合勒敦。軍隊被留下來鞏固新取得的戰果，但進一步的入侵行動則停止了。這因為皇族及其主要顧問和將領們在去蒙古本土集合，以悼念他們領袖的去世，並把汗國的諸項事務安排妥當。
成吉思汗戎馬生涯近50年，施展雄才大略，依靠一批能征善戰的將領和謀士，特別是善於利用遊牧民族的騎兵優勢，創造了震撼世界的征服。他善於治軍，創建和統帥的蒙古軍訓練有素、紀律嚴明，既善野戰，又能攻堅。在眾敵麵前，善於利用矛盾，聯此擊彼、各個擊破；在戰法上，善於揚長避短、巧施詐術、避實擊虛、多路出擊、迂回突襲、速戰速決。重視以戰養戰。其軍事思想和指揮藝術，在世界軍事史上都有重要地位，對後世有很大影響。? ?
成吉思汗是蒙古民族的傑出領袖，也是整個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發展史上的重要人物。成吉思汗使蒙古高原的眾多部落統一為一個整體，形成強大的蒙古民族，但蒙古民族的發展壯大是以犧牲其他民族的利益為代價的。其本人及其子孫的軍事擴張活動，改變了歐亞大陸眾多民族國家的曆史發展軌跡，很多古老文明遭到極大的破壞，經濟崩潰，人口銳減。但另一方麵，蒙古大帝國的建立克服了當時東西方陸路交通的人為障礙，促進了東西方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又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在東方，中國各被征服民族也遭受了空前的屠殺、掠奪和奴役，人民死亡流離，幸存者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但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弭平了中國大陸自唐朝以後形成的數個政權分立對峙的局麵，奠定了後世中國的基本版圖。因此，毛澤東主席在他的詞作《沁園春·雪》中，將成吉思汗與漢民族武功卓著的帝王秦朝始皇帝、漢朝武皇帝、唐朝太宗皇帝、宋朝太祖皇帝並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