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篇 忽必烈
忽必烈（1215年～1294年），成吉思汗之孫，蒙哥汗（憲宗）弟。名字全稱孛兒隻斤忽必烈，蒙古族，拖雷正妻唆魯禾帖尼的第二子。公元1260年即大汗位，年號中統，公元1271年改年號為元，次年定都大都（今北京）。公元1279年滅南宋，統一全國。在位期間主張“遵用漢法”；興修水利；開拓海運；強化中央對邊遠地區的控製，對西藏實行直接管理，促進了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元朝的創始皇帝，廟號世祖，諡號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蒙古語尊稱薛禪皇帝。他也是第五代的蒙古大汗。
最初歲月
忽必烈的能幹非凡和聰明的母親唆魯和帖尼別吉，與幾乎同一時代的阿基坦的埃萊諾一樣，唆魯和帖尼養育了四個成為君王的兒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和阿裏不哥。兩位母親都獻身於兒子們的前程，並且在自己的兒子們登上王位之前從不停止努力。唆魯和帖尼的同代人把她看成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婦女之一。如果沒有她的政治手腕以及她對他們的培養，她的兒子們不會成功地取代窩闊台家族成為主要的蒙古皇室家族。唆魯和帖尼深深地影響她的兒子們。首先，她確保兒子們是有文化的，對於渴望統治一個偉大帝國的人來說，有文化是一種必不可少的能力。此外，她以自己的表率作用教導他們一些基本的政治準則。例如，在中國北方的她的屬地裏，她既不剝削漢族臣民也不在這個地區進行搶掠。她意識到如果她鼓勵而不是幹預當地的農耕經濟便會增加稅收。她對宗教的寬容政策也給她的兒子們留下深刻的印象。盡管她本人是一個聶思脫裏派基督教徒，她向佛寺、道觀以及伊斯蘭宗教學校捐助金錢以及其他具體的支持。她認為在自己的分地上對宗教的讚助會使她更容易進行統治。在對自己分地的管理中，唆魯和帖尼吸收幾位漢人幕僚設計出的管理漢人臣民的適當製度，這些政治製度在她的臣民中是有作用的。
公元1215年九月二十三日唆魯和帖尼生下忽必烈，恰好在1215年成吉思汗占領北京。關於忽必烈的童年、教育和遊曆的史料是有限的。但是，這一點看來是清楚的，即對他的撫育由他的母親承擔，因為在忽必烈的童年和青年時代，他的父親拖雷離家在中亞或中國征戰。唆魯和帖尼招募一位名叫（Tolochu）的畏兀兒人教忽必烈讀寫蒙古文。她確保通過她的漢人幕僚使忽必烈受到漢人方式的影響，但奇怪的是從未教他閱讀漢語。她還為忽必烈爭取到了第一個官職。她說服大伯窩闊台將邢州封給忽必烈管轄，邢州地處河北地區，在1236年擁有上萬戶的人口。以他的母親為榜樣，忽必烈通過鼓勵農業以及宗教上的寬容政策尋求與他的漢族臣民保持良好關係。也像他的母親，他在自己的周圍籠絡了一批誌同道合的幕僚，其中大部分是漢人。在他以後的事業中，他常和聶思脫裏基督教徒、吐蕃佛教徒以及中亞穆斯林教徒磋商，而不把自己囿限於漢族幕僚之中。
忽必烈最早的謀士們是一群折衷主義者。海雲和尚（1205年～1257年）向他介紹佛教的戒律和習俗，並且安排忽必烈和劉秉忠（1216年～1274年）見麵，後來證明劉秉忠是忽必烈的最重要的大臣之一。趙璧（1220年～1276年）向忽必烈講演儒學。但是毫無疑問姚樞（1201年～1278年）是對忽必烈影響最大的儒士幕僚，因為姚樞是一位“務實並多才多藝的且善於使自己的傳統學識適用於新環境的儒士”。他的實用主義和現實主義對忽必烈和蒙古貴族有一定的吸引力。姚樞的建議總是隱含在蒙古人所能理解的邏輯之中。一些儒學謀士僅僅勉強地為忽必烈服務。趙復是這些不太合作的謀士中的一個，他隻被忽必烈召見過一次。在他們的談話中，忽必烈詢問他如何征服南宋。趙復的回答是：“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
盡管偶而會發生這種抵觸，忽必烈還是建立了一個由“幕府”。他可以在具體問題上征求他們的意見，也可以和他們討論儒家道德學說。其他蒙古貴族都沒有吸收這麼多的儒士，幫助統治他自己在邢州的領地無須這麼多的扈從。很清楚，忽必烈預見到自己在蒙古帝國中尤其在中國的更重要的作用。至於他的幕僚們則出於各種不同的原因為他服務。有的是為了金錢或者為了豁免勞役及其他義務；有的希望在中國恢複統一和秩序，並且認為蒙古人具有統一中國北部和南部的最好機會。另一些為忽必烈工作的人是為了改善他們的眾多百姓的現狀並且試圖促使蒙古人漢化。但是，忽必烈並不把自己局限於作為幕僚和行政官員的儒士中。他的漢族臣僚不可能受到完全信任，而且他們也不能幫助忽必烈實現他的所有目標。例如，在軍事方麵，忽必烈依賴蒙古統帥的建議及輔佐。他把當前的和以後的軍事行動都委托給蒙古人。他用畏兀兒人和突厥人作翻譯、地方長官和文書主管。所以，1259年蒙哥去世時，忽必烈已經招募了代表不同地區、不同民族和不同職業的幕僚和官員。盡管他不是第一位從被征服的民族中尋找幕僚和助手的蒙古人——窩闊台和蒙哥在他以前已經這樣做過——但他是惟一擁有如此多的誌同道合的幕僚的蒙古人。
一位對忽必烈有影響力的顧問是他的妻子察必。盡管有關她的一生及事業細節的文獻甚少，但足以揭示對於一位追求成為偉大帝國統治者的男人，察必是一位合適的伴侶。她勸告忽必烈防止蒙古家臣把他分地中的肥沃農田變成牧羊的牧場。她的理由是如果忽必烈鼓勵這種轉化，他不僅會破壞自然農耕經濟，而且還會疏遠他的漢族臣民。察必還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尤其熱衷於吐蕃佛教。她生下的第一個兒子取名為朵兒赤（來自藏文的rDorje）。毫無疑問是她敦促忽必烈邀請像海雲那樣的僧侶來到他的領地並且和他們討論深奧的佛教教理和教義。她對佛教的熱情肯定促使他支持這種宗教。總之，忽必烈認真地考慮了察必的各種見解。
然而在他的兄長蒙哥於1251年就任汗位之前，包括他的妻子察必在內的這個傑出的謀士集團尚未使忽必烈崛起。忽必烈仍是一個朦朧的人物，這個時期的蒙古文、漢文或者波斯文史料中很少提及他。但是，隨著他的兄長奪取權力，忽必烈開始擔負重大責任，並在該時期的曆史上得到更多的注意。他出來說服蒙哥為控製蒙古帝國向窩闊台家族進行挑戰。隨著他的哥哥在1251年獲得成功，忽必烈加入到宮廷的內部決策圈中，蒙哥在爭取汗位鬥爭中的對手們能得到相對寬大的處理，他起到一定作用。
蒙哥統治期間忽必烈的第一項重要任務是承擔一次軍事遠征。蒙哥希望繼續他的前任們的擴張政策，並命令他的弟弟旭烈兀把蒙古統治擴大到中東。而另一個兄弟忽必烈則受命率軍對現今雲南省內的大理王國遠征。對中國西南這一地區的控製可為蒙古人提供進攻南宋王朝的另一個基地。1252年七月忽必烈接受蒙哥發動遠征的命令，但是直到1253年九月他才向大理進軍。大理戰役的準備對他來講特別重要，因為這是他的第一項重要任務。在36歲時他終於得到一次進攻極其重要的軍事目標的機會。他不希望糟蹋掉這次可以證明自己是軍事指揮家的機會。
公元1253年夏末忽必烈準備好完成蒙哥交給他的這項任務。他的軍隊從陝西出發向大理進軍。在發動進攻之前，忽必烈派遣三位使者要求大理投降。大理國王段興智以及在國王後麵執掌實權的宰相高祥對此所做的回答是殺死了這三位使者。因此忽必烈向大理國發動三路進攻，他的軍隊打敗敵人，迫使敵人退回到首都。漢文史料稱讚姚樞阻止了不必要的殺戮。他勸說忽必烈命令部下製作一幅帶有禁止殺戮字樣的帛旗，使城內的居民確信如果投降，他們的生命可不受傷害。由於這種保證，大理選擇了投降。忽必烈沒有食言：居民沒有受到傷害，他們的政府係統隻有很少的改變，並且允許段氏家族和忽必烈指定的宣撫使分享權力。
忽必烈的第一次軍事遠征是凱旋而歸，他實現了蒙哥的願望。他的軍隊損失很小，並且他把蒙古的控製擴展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地區——一個向中國南部發動進攻的基地和一條擴大與緬甸及印度貿易的通道。通過領導一次成功的戰役忽必烈在蒙古人的眼中證明了自己的能力。一個人要在蒙古貴族中得到認可必須顯示軍事首領的才能，現在忽必烈表現了自己的氣質，確保在蒙古同胞中提高自己的形象。
公元1253年～1259年，從西南戰役凱旋回到他的分地之後，忽必烈開始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分地的行政管理之上。依靠儒士幕僚的支持和協助，他發展農業、發行紙幣鼓勵貿易並且征收賦稅。總而言之，他的分地既穩定而富庶，使得忽必烈得以考慮長期規劃。他在嚐試中，要求一位名叫劉秉忠的佛教僧人給予指導，劉秉忠是海雲介紹給忽必烈的一位著名詩人、書法家、畫家、術數家和天文學家。劉秉忠勸說忽必烈培養、保護和使用被他描述為國家財富的儒士。他還督促這位蒙古宗王開辦訓練儒士的學校，恢複傳統的科舉考試並重新引入古代中國的禮樂製度。最後，他建議為忽必烈的漢地臣民製定不過分沉重的稅收和軍事義務。除了沒有恢複科舉之外忽必烈批準了所有的建議。他不希望全部使用漢人幕僚，或者至少不希望全部使用講漢語的幕僚和官員。
劉秉忠和忽必烈之間最重要的合作可能是在這位蒙古宗王的農耕世界的新分地內建設一座都城。1256年，他們在灤河以北後來屬內蒙古清代城鎮多倫諾爾以西36裏處選擇了一個地點。這個地點夏天的氣候比中原北部涼爽，四麵環山，水源豐富，足以供應中等規模的城市。它靠近漢人農業邊緣地區和蒙古人牧場的邊線，距北京約有十天的旅程。這樣，傳統的蒙古人就不能指責忽必烈放棄傳統而站在漢人一邊。然而，忽必烈已對他周圍的漢地臣民發出了變革信號。
對忽必烈的定居臣民發出的另一個信號是名為開平的新城，開平以中國過去的都城為模型。許多建築的布局基於中國古書《易經》的規定。城分為三個區。外城為方形，由12至18英尺高的土牆包圍。大部分居民居住在這個區域裏的土房和木房裏，外城還有幾座佛寺。第二個區是內城，容納忽必烈和他的扈從。高10至16英尺的磚牆包圍著內城。建築在土台上的皇宮大安閣是這個部分的最重要的中心。在宮殿內，“大殿、房屋和走廊全部貼金並且油漆得富麗堂皇。宮中的繪畫、肖像、鳥樹花草等等美妙精巧，使人愉快和驚奇”。在內城中還分布著許多其他殿堂和官府。開平城的最後一部分是外城北麵的獵場，由草地、樹林和河流組成。獵場中馴養著供忽必烈打獵的各式各樣的動物，尤其是鹿。園中還飼養著白牝馬和母牛，它們所產的奶，除了大汗和他的後裔之外，誰都不準飲用。
目睹忽必烈分地中的這些發展，蒙哥必然會對他的弟弟與其漢人臣民的認同不安。蒙哥的大臣們也指責忽必烈避開傳統的蒙古法律采用漢人的法律統治他的分地。1257年蒙哥派出兩位親信大臣調查忽必烈分地的狀況，揭露出他們聲稱的大量違法和越權行動後，他們逮捕和處死了幾位高級官員。不過清洗未殃及忽必烈。幾個月之後，蒙哥麵臨兩個關鍵問題，並且感覺到要解決這兩個問題，忽必烈的協助非常寶貴。第一個問題是已經上升到猛烈的械鬥並且破壞廟宇道觀的佛教和道教之間的宗教衝突。第二個問題是征服比中原最富裕地區更為富庶的江南地區。忽必烈和他的漢人謀士可以幫助蒙哥解決儒道之間的爭端並且同時幫助他得到中原漢人的忠誠。因此蒙哥在1258年上半年安排了和他弟弟的一次會麵，他們兩人重歸舊好。事實上，他們都需要對方。這次會見後不久，忽必烈召集300位佛教僧侶、200位道士以及200位儒士和朝廷官員對有爭執的問題進行辯論。他要對這兩個宗教團體的論戰主張進行裁決。道教和佛教都追求“惟我獨尊”並且都期待著非宗教權威的支持。辯論的焦點是所謂“化胡”理論（野蠻人的皈依），道教徒堅持認為老子曾離開中國到西域去，在西域老子把自己變換成佛祖並且開始傳播佛教學說。他們暗示佛教隻不過是老子發展的道教中的一種簡單的庸俗化形式，以便吸引比較落後的印度人。道教的辯護者依據兩本古書《化胡經》和《八十一化圖》中所找到的證據。但是，他們的佛教對手尤其是吐蕃的八思巴對這些著作的可靠性提出疑問。他們指出包括司馬遷的偉大曆史著作《史記》在內的早期中國史料都沒有提到過這兩部著作。八思巴提出這兩本書是後來的偽造品。忽必烈讚同這種觀點。這位蒙古王子向道教徒提供一次挽回的機會。他邀請道教徒表演他們精通的絕技。由於不能完成這項挑戰，道教徒被宣判為是這次辯論的失敗者。忽必烈命令燒毀所有的《化胡經》和《八十一化圖》並且把沒收道教徒的財富歸還給佛教寺院。忽必烈沒有禁止道教，僅僅抑製他所認為的過分行為。懲罰性的清洗會激怒道教徒，他們的許多支持者將會阻礙蒙古人統治中國北方的努力。忽必烈的決定以及他懲罰道教徒的溫和態度看來得到了他的漢人臣民的讚同。
1258年年底，蒙哥作出征服江南的計劃。他計劃在四條戰線上展開進攻。由他本人統率的軍隊首先試圖占領四川然後向東挺進。忽必烈接著應該率領另一支軍隊從開平出發在長江中遊的鄂州渡過長江，並在鄂州吸引住南宋軍隊。另外兩支軍隊將從雲南以及陝西的六盤山出兵，後者進逼宋朝重鎮襄陽。蒙古人顯然希望西部戰場的迅速勝利會導致宋朝投降。因為遇到宋兵的頑強抵抗，蒙哥自己指揮的征戰沒有達到他的預想。1258年三月占領成都之後，他的遠征軍在1258年下半年和1259年的前七個月徒勞地陷入試圖占領牢固守衛的合州城（今四川合川縣）的戰鬥之中。1259年八月十一日，蒙哥病死於合州附近的軍中。
蒙哥去世後，蒙古人在歐亞大陸上的征戰全部停頓下來。蒙哥的軍隊不再向前移動，也未和其他三支進攻宋朝的軍隊進行聯絡。在中東，擴大蒙古在西部疆域控製的蒙哥的弟弟旭烈兀倉促地返回蒙古本土，隻留下一支小部隊守衛新占領的地區。蒙古帝國的這種混亂是由於缺少對汗位的有序繼承而造成的。具有最偉大軍事能力的領導者經常能取得勝利。
1259年在拖雷家族中展開了皇位爭奪。這不僅僅是一場兩個人之間的爭奪，因為他們各自代表著蒙古貴族中的主要派別。忽必烈受到被他征服的國家的文明的吸引並且尋找他的民眾的建議和幫助，他代表著受到定居世界影響，並且希望同他們和解的蒙古人。而他的弟弟阿裏不哥則作為傳統的蒙古方式及準則的捍衛者出現。對於阿裏不哥，草原世界要比農耕世界更有吸引力。他不信任他的兩個哥哥旭烈兀和忽必烈，並且認為他們受到外來準則和觀點的腐蝕。由此引發了涉及到蒙古帝國未來方向的兄弟之間的爭鬥。
這場爭奪推遲了幾個月。1259年九月中旬，忽必烈通過他的異母兄弟派出的信使獲悉蒙哥的死訊，他的這位兄弟要求忽必烈返回蒙古本土選舉新的大汗。此時忽必烈剛剛到達長江北岸並且正準備向南入侵。按《元史》的說法，他告訴使者：“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波斯史家拉施特證實了這個說法，注明忽必烈的反應是，“我們帶著一支多如螞蟻和蝗蟲的軍隊來到這裏；我們的使命尚未完成，我們怎麼能夠返回，難道僅僅因為傳聞？”看起來忽必烈希望擊敗宋朝以提高汗位爭奪中的地位，他應該作為一位成功的軍事領導人投入這場爭奪。出於這個原因，他沒有立即返回北方。為了得到支持，忽必烈不得不依靠漢地的資源和漢人臣民。他發布了一份由他的儒士幕僚王鶚起草的詔書，承認對於統治中國光靠蒙古軍事技能是不夠的，為了統一中國需要一位仁義的和按照先人傳統進行統治的賢人，並且暗示他正是這樣的人。他還提出減少百姓的賦稅和徭役負擔。在發布這份詔書幾天後忽必烈采用了漢製年號“中統”，盡管他還沒有為他的王朝采用一個漢文國號。他設立的政府機構中書省和宣慰使司類似於傳統的中國機構。事實上，忽必烈希望向所有的漢人示意——他想采納典型中國統治者的服飾和風格。但是南宋的漢人不接受這種讓步。他們把忽必烈派來對雙方衝突進行外交協商的使者郝經扣押起來。1260年郝經被投入牢中，一直關押到70年代忽必烈成功地發動對南宋的軍事征戰為止。
忽必烈自己可以利用中國北方的資源，並且利用占據中原的優勢封鎖向阿裏不可提供的物資供應。以和林為基地，阿裏不哥需要輸入大部分糧食，忽必烈決心切斷他弟弟的供應線。甘肅、東北以及更西的畏兀兒是由忽必烈的盟友控製的。阿裏不哥供給的主要來源是以中亞為基地的察合台汗阿魯忽。起初阿魯忽支持阿裏不哥爭奪帝位，但是對稅收及分配掠奪品的爭執使他們反目。因此，1262年以後，阿裏不哥沒有可依賴的盟友以及可靠的供應來源。對他來說，放棄帝位爭奪隻是時間問題。在幾次小衝突之後，1263年阿裏不哥向忽必烈投降。對忽必烈足夠有利的是，幾年後阿裏不哥在被監管中死去，使人懷疑他是被毒死的。盡管阿裏不哥死了，忽必烈的權力仍然麵臨著其他威脅。在把自己扮演成為蒙古帝國的大汗的努力中，忽必烈仍然擺脫不了對他即位的合法性的懷疑。
同樣，接受忽必烈為中國的皇帝也是脆弱的，出現了幾位權力的競爭者。他的第一個對手是山東益都的李璮。漢文史料描述李璮是一個“反叛的逆臣”，因為他最終倒戈反對忽必烈。從而，他被看成為是一位反叛而不是一位獻身建立中國王朝的忠臣。撇開不談這種錯誤的表述，李璮的確對忽必烈自稱為中國皇帝構成了直接威脅。早期，在對宋朝的戰爭中李璮和蒙哥合作並且襲擊過幾座濱海城鎮。當忽必烈1260年登上中國皇位時，看來沒有理由懷疑李璮對蒙古的忠誠。另外，李璮是王文統的女婿，而王文統剛被忽必烈任命為中書省的平章政事，這是政府裏最有影響的官職之一。
李璮的反叛
1260年和1261年，忽必烈送給李璮金銀，作為對宋戰爭的費用。但在1261年下半年，李璮準備和忽必烈決裂並且實行與南宋的一項和約。由於可以從山東貯藏的鹽和銅得到巨大財富，李璮擁有向蒙古統治發起重要挑戰所需的資源。他可能已經得到宋朝給予支持的保證並且必然認為和南宋的貿易以及其他經濟關係要比與蒙古的友好關係更有實利。另外，在種族上作為一個漢人，他可能具有忠於宋朝的感情。不論出於什麼動機，1262年2月22日他背叛了他過去認可的君主。忽必烈立即對此作出反應，派出幾支最信任的軍隊來對付這位麻煩的漢人領導人。忽必烈的兩位主要將領史天澤和史樞以及儒士幕僚趙璧前去粉碎李璮的反叛軍隊。數量上的優勢在幾個月之內就顯示出來，8月初李璮被擊敗並被抓獲。朝廷的士兵按通常為貴族施行的處死方法，把李璮放在一個袋中用他們的馬把他踩死。他的嶽父王文統在此之後很快也被處死，並且為了對王文統受到的懲罰提供法律根據，公開宣布了王文統在叛亂中的造反及“叛跡”。
李璮的反叛在忽必烈的統治中是一個轉折點，因為它增加了忽必烈對漢人的猜疑。在一個重要經濟地區發生的由一位重要的漢人領導的並且得到一位受信任的最高層漢人顯貴隱蔽支持的叛亂肯定會對忽必烈產生影響。從這個時刻開始，他自然地對僅僅依賴他的漢人助手統治中國產生懷疑，作為替代他從非漢人幕僚中尋求協助。即使在他成為大汗和中國皇帝之前，忽必烈已經召募出身於不同種族的幕僚。但是，李璮的背叛引起更大的對依賴漢人的懷疑，忽必烈更強烈地意識到需要非漢人的幕僚和官吏。他的妻子察必支持統治上的這種努力。察必渴望成為有權力的皇後，而不僅僅是一個部落首領的妻子。她對不同背景的尤其是吐蕃背景的官吏的庇護也補充了忽必烈的政策。然而，他們兩人仍意識到他們的大部分臣民是漢人，從而容納某些漢人價值觀念和製度是必不可少的。
忽必烈早期實行的行政製度意在吸引漢人的支持並且反映蒙古人的利益。但是，和以前的中國朝代不同，忽必烈新設計的政府不實行科舉。這種需要對孔子學說進行反複學習和探討的考試從7世紀起為中國的各朝代提供了許多官員，並且被北方的遼、金所采納。但是，忽必烈不急於把自己囿於由漢人思想熏陶出的幕僚和官員的圈子之內。此外，他想擁有任命自己官員的權力。不過他所建立的製度應該是他的漢人臣民所熟悉的。
傳統的中國政府機構中書省負責大部分行政事務，如接收呈交給皇帝的奏章以及製定法律。中書省的負責人在主要的政治決策上和忽必烈商量，然後由左丞相和右丞相監督的六部執行。樞密院負責軍事事務，禦史台監察全國官吏的行為並且向皇帝呈寫報告。盡管中央事務的大部分框架類似於更早的中國各朝代，但地方控製係統是不同的。中國分成行省，各省由行中書省丞相管理。皇帝還指定蒙古人或中亞人為專門代表（達魯花赤）檢查各省官員及各省180路地方官吏的活動。
忽必烈的政治製度明顯地不同於以前中國各朝代的政治製度。首先，他把居民分成為三個種族。蒙古人占據最重要的位置，然後是稱為色目人的西亞和中亞人。稱為漢人的中國北方居民最初構成最低的階層，而在征服中國南部之後稱為南人的南方漢人變為最低的階層並且排除在一些最重要的文職之外。忽必烈認識到如果想避免被人口多得多的漢人所吞沒，蒙古人必須擁有控製權。概括地說，比起以前的中國各朝代對控製的強調要更多。
忽必烈關心的是官員（其中不少人不是蒙古人）保持忠心、誠實和廉潔。“蒙古的監察係統……要比任何一個前朝的係統更為滲透得多，並且它與中央集權緊密聯係的程度在中國的監察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忽必烈尋求保持官員的忠誠同時防止他們濫用職權。受賄的官吏、在履行職權時缺乏熱情的官吏或者向他們的臣民過分征括的官員受到嚴厲的懲罰。同時忽必烈需要新的製度來控製和保持蒙古人的統治地位。從窩闊台的時代開始，許多蒙古貴族得到封地的賞賜，在他們自己的封地裏他們認為自己是至高至上的並且幾乎不允許幹預。忽必烈必須使這些封地得到中央政府的監控，堅持使這些統治者必須遵守他的政府製定的法律和製度。另外，他期望由他而不是封地的擁有者來征收賦稅和征募國家的軍隊。
統一中國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建國號為大元。次年，確定以大都為首都。中央集權政治的重新確立，恢複了正常的統治秩序，對人民的賦役剝削限製在一定的數額之內，並采取了一些有利於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措施，如立司農司、墾荒屯田、興修水利、限製抑良為奴等。但是，這個政權也保留了大量的蒙古落後舊製。這些製度在元代始終保留下來，嚴重地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使元代的社會矛盾愈益激化。同時，忽必烈又積極著手消滅南宋的戰爭，至元十一年，命伯顏大舉伐宋。十三年，下臨安，十六年最後消滅了流亡在崖山的南宋殘餘勢力，完成了全國的大統一。元朝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少數民族統治全國的王朝，它初步奠定了中國疆域的規模。
全國統一後，忽必烈的保守、嗜利和黷武等消極因素都有了發展。他重用回回人阿合馬。阿合馬從中統初便主管中央財政，多方搜刮，權勢日重。後阿合馬獨擅朝政。十九年，大都發生了王著、高和尚刺殺阿合馬事件。此後，忽必烈又先後任盧世榮、桑哥專理財政，都以失敗而告終。同期，忽必烈接連派遣軍隊遠征日本、安南、占城、緬甸與爪哇，都遭到失敗。但抗擊海都、篤哇等西北諸王的侵擾和平服東北諸王乃顏叛亂，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在中國建立政府之後，忽必烈現在把他的注意力轉向對外關係。和他的蒙古前輩一樣，忽必烈懂得必須堅持領土擴張。在蒙古人的心目中，衡量一位統治者的成就在某種意義上講是看他是否有能力將更多的財富、人民和領土並入他的版圖。同樣，漢人相信賢明的君主應該使外國人臣服並且接受中國至上的觀念。外國人應該不可抗拒地受到中國統治者的德政以及浩蕩皇恩的吸引。蒙古人和漢人的世界觀念導致忽必烈把擴張放在首要位置上。忽必烈獲取權力的方式也可能導致他追求對外征服，因為他曾經受到他自己弟弟的挑戰，在他作為蒙古世界的統治者的合法性上確實籠罩著疑雲。忽必烈可能試圖通過進行對外戰爭消除這種懷疑，因為新的征服將會支撐他在蒙古人中的聲譽。
出於安全上的考慮也促使忽必烈對南宋開戰。和其他中國王朝一樣，宋朝渴望統一中國。在宋朝朝廷中複仇主義是政治辯論中的一部分，而且盡管此時宋軍相對較弱並且沒有構成對蒙古的直接威脅，但它可能恢複元氣，並且它的首要目的之一是收複被蒙古占領的中國北方領土。忽必烈應該在南宋變成更強大的對手之前征服宋朝。宋朝的大量財富是另一種吸引。南宋土地肥沃，這對北方極其重要，因為北方的人口超過北方的食品供應能力，因此北方需要很好的利用來自南方的穀物供應。宋朝與南亞、印度及中東的海運貿易使南宋的沿海城市富裕起來，這是忽必烈的另一個經濟動機。
但是要占領中國南方存在許多障礙。盡管蒙古軍隊和騎兵在北方的氣候和地形條件下是成功的，但他們不習慣南方的氣候和地形。他們對中國南方亞熱帶地區的折磨人的高溫沒有準備，也不適應南方或西南地區的疾病、寄生蟲病和蚊子肆虐的熱帶雨林。他們的馬匹不能很快適應高溫，並且在南方農田上不能像在平原上那麼容易得到草料。另外，蒙古軍隊需要采用以前未使用過或至少很少使用過的軍事技術。例如，為了對付南方的水軍，他們需要造船、召募水手並且需要更加精通水戰。在陸地上他們需要圍攻人口眾多、守衛良好的城鎮。事實上，在蒙古人攻打的國家中，宋朝人口最多，資源最豐富。而對大宋帝國的占領需要大量的支出和努力。
表麵上南宋是繁榮的。像首都杭州那樣的活躍城市追求奢華並具有為此所需的資源。杭州擁有豪華的飯館、茶館及戲院；“別的城市都沒有這樣地聚集財富”。南宋的繁榮來自廣泛的國內貿易以及和亞洲及中東其他國家的貿易。認識到可以從貿易中征集潛在的稅收，南宋政府在最重要的港口中任命海上貿易監督人（提舉市舶使）；雇用商人監督國家專賣並在社會上給他們以較高地位；還鼓勵與中國開展貿易的外國商人。隨著海上商業的繁榮，宋朝關心航運並且相應地關心水軍力量的提高。朝廷建立海軍抵禦沿海的海盜，裝備著火箭、火器和炸彈的大戰船成為南宋武裝力量的重要分支，構成蒙古入侵的一種障礙。
雖然商業繁榮和水軍強大，13世紀中期宋朝內部麵臨許多嚴重的政治和經濟困難。許多善於經營的大地主通過壓迫農民或者得到官僚親戚的偏袒，從而積累大量財產並且獲得免交賦稅的特權。隨著越來越多的土地從稅收名冊上消失，朝廷的國庫需求不能得到滿足。宦官和外戚在朝廷的政策製定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有時壓倒高級官員。軍事上的開銷不斷上升，腐敗和低效使軍隊戰鬥力下降。從60年代初期，大臣賈似道開始試圖改革並約束牟取暴利的宦官、外戚和官吏。他清洗一些這樣的人物並使自己的黨羽擔任重要的官職，從而使宮廷兩極分化，疏遠並擴大對立麵。因此，到了和蒙古對抗時，宋朝朝廷陷入了嚴重的分裂。
最初，忽必烈和宋朝的交往不是交戰性的。1260年他的使者郝經建議宋承認忽必烈是天子，換取實質上的自治，並且通過蒙古對貿易的支持以獲得更大繁榮。宋朝扣留了郝經並且不理睬1261年由崔明道和李全義率領的第二個使團。然而忽必烈繼續向南方的漢人作出和解的姿態。他釋放他的軍隊在邊界上抓獲的漢族商人，寬宏大量地對待南宋的逃兵，並堅持化幹戈為玉帛。
因為宋朝拒絕放棄它的主權，武裝衝突不可避免。從1260年之後出現小衝突，1265年在四川發生了大的衝突。戰爭於1268年爆發，一直持續到1279年。從1268年到1273年的襄陽之戰是戰爭中最長的戰役並被證明是最關鍵性的。位於漢水沿岸的襄陽是具有決定意義的重要戰略要地，是通向長江中遊盆地的最後一個要塞。宋人在那裏修建了幾乎堅不可摧的防禦工事，其中包括如拉施特所描寫的“堅固的城堡、厚實的城牆和深深的護城河”。為了戰勝守衛者的抵抗，蒙古軍隊需要取得漢水上的水上霸權以阻止來自宋朝首都的給養和增援部隊。蒙古軍隊還需要熟練掌握攻城戰術和使用火炮。為了提供這種專門技能，忽必烈挑選了一組來自各種族的軍官，並為他的軍隊召募蒙古人、漢人、畏兀兒人和波斯人，為他的水軍召募高麗人和女真人。
圍困開始於1268年秋天，但是很遲之後才實現全麵封鎖，從而在圍攻的頭三年中宋朝能夠向它被圍困的要塞發送給養和增援部隊。同時忽必烈反複地派出他自己的增援部隊向襄陽的保衛者增加壓力。例如，從1269年四月到1270年4月，他向該地區的指揮官派出10萬官兵和5000艘戰船。但是襄陽的保衛者堅持不投降。然而，1272年初宋朝朝廷在打破圍攻中遇到更多的障礙。從這時起，襄陽完全孤立。但蒙古指揮官認識到強攻城堡和要塞要付出沉重傷亡。如果他們選擇避免流血，毫無疑問他們會被箝製，為了打破僵局他們需要幫助。
兩位回回技工提供了蒙古人所尋求的幫助。忽必烈的侄子、波斯的伊利汗阿八哈應大汗的要求派出亦思馬因和阿剌瓦丁前來中國。這兩位回回人在1272年下半年到達襄陽並建造了能夠遠距離發射大石塊的投石機和石弩。年底蒙古軍隊開始使用這些設備。有記載說“當該炮發射時聲音驚天動地，它所擊中的所有東西都被擊破和摧毀”。借助這種大炮的神威，蒙古人最後強行攻城，剩餘的宋軍用密集的石塊和彈射器反擊但未能擋住敵軍。1273年三月勇敢的宋軍將領呂文煥投降，幾乎持續五年的圍攻終告結束。
襄陽失守之後，宋廷士氣低落，賈似道信譽掃地。賈似道試圖通過親自主持抵抗蒙古軍隊的進攻盡力挽回聲譽。他知道進擊的蒙古人將沿東南方向向宋朝首都杭州進軍，決定在西北方向上靠近揚州城的地方進行抵抗。賈似道率領13萬大軍等待敵人。為了加強自己的入侵力量，忽必烈決定指定一位攻宋軍隊的統帥。
1273年夏天，忽必烈選擇了伯顏，一位可能是那個時代的最有才華的軍人擔任遠征軍的指揮官。在旭烈兀領導下的波斯和中東戰役中以及在大理戰役中伯顏已功成名就，但是現在他得到最重要的任命。認識到這項任務極其重要，伯顏對遠征作了大量準備。他還鼓勵和歡迎漢人背叛者。
完成計劃製定和對軍隊的訓練之後，1275年一月伯顏從漢口渡過長江。兩軍展開了水陸激戰，但很快宋軍被迫後退。三月中旬，伯顏終於在離揚州不遠的丁家洲遇到主要對手賈似道。除了蒙古具有包括投石器和石弩在內的大炮之外，雙方勢均力敵。大炮意味著差異，伯顏擊潰宋軍並予以重創。賈似道的軍隊開始逃跑，賈似道被迫重聚軍隊並且退卻。他在首都杭州的政敵得到了他們一直尋找的機會，他們剝奪他的官職並把他流放到南方省份福建。在途中，賈似道被押送他的人害死。
宋廷處於慌亂和無序狀態。當蒙古人繼續向前推進時，南宋的皇族麵臨其他困難。年輕皇帝度宗於1274年八月十二日突然病逝，由他的年僅四歲的兒子繼承皇位。祖母謝太皇太後為孫子攝政，但她體弱並且缺乏好顧問，尤其因為越來越多的有權勢的臣僚投靠了蒙古人。同時，在丁家洲戰役之後伯顏的軍隊包圍揚州並且占領一個又一個的城市，多有宋軍和居民不戰而降。除了投降之外皇太後沒有別的選擇。1275年末，她派出使者答應向蒙古進貢。但是伯顏拒絕這些提議，聲稱除無條件投降外他對一切都不滿足。
1276年一月末，太皇太後最終承認宋朝皇帝是忽必烈的臣民並把國璽交給伯顏。寬厚地接受宋朝的投降之後，伯顏告誡他的手下不要搶劫和掠奪並把皇族護送到北方忽必烈的駐地。同樣，忽必烈對投降的皇族是關心的。盡管他沒收一些珠寶和官服，但他為皇太後和皇後提供住處、年俸及侍從。年幼的皇帝同樣得到從小已習慣的奢侈，但他很快被放逐到吐蕃並且成為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後來在1296年他離開宮殿出家，終於1323年被迫自殺。
盡管占領杭州，但是尚未完成對南宋的征服。一些宋朝忠臣帶著皇帝的兩位異母兄弟逃到南方。1276年六月十四日他們聚集在福州擁戴七歲的哥哥趙昰為皇帝。麵對這樣一位年幼的皇帝，宋朝忠臣需要一位強有力的攝政王來保證他們事業的生存。由於主要官員政治觀點不同，不能選出單一的攝政王。缺乏團結和不斷的爭吵削弱宋朝並且使蒙古人率領的軍隊更有信心以最快的速度向南挺進。
畏兀兒將軍阿裏海牙率領的軍隊經湖南和現在的廣西向西南挺進。當年年底，另一支由蒙古將領唆都指揮的部隊占領福州，迫使宋朝忠臣向更南的港口泉州退卻。泉州的主管海上貿易的招撫使回回人蒲壽庚最初歡迎逃來的皇帝和他的隨從，但是蒲壽庚很快感覺到宋朝官吏的傲慢和專橫，隨之即爆發爭執。1277年四月他把忠誠轉向到蒙古人，因為蒲壽庚指揮著一支精良的船隊，對忽必烈來說這是一次重要的變節。同時，在這一年中忠於宋朝的大臣在南方從一個港口轉移到另一個港口，從潮州開始，接著到惠州，最後在年底抵達廣州。唆都不斷追擊他們，並在1278年二月占領廣州（在今廣東）。忠於宋朝的大臣仍然不投降，而且再一次逃跑。但是，壓力、艱苦的生活以及不斷變化的氣候和環境都使年幼的皇帝難以承受，在五月八日他將滿10歲時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