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重本”。後金進入遼沈以後，不僅當地漢人從事農業，連滿族也把農業作為本業了。皇太極愛惜民力，停止修城築牆，為的是“專勤南畝，以重本務”。他下令，所有村莊田土，八旗既已穩定，以後就不要變更了。對莊民的財產及所養牛羊雞豬等，都不準任意妄取。
第三，加強集權統治。努爾哈赤時代的後金帶有濃厚的民族原始特色。皇太極當汗以後，傾心仿照明朝大搞專製集權。他上台伊始，設了八大臣管理國務，稱八固山額真，在旗內總管一切事務，國家有事，與諸貝勒“偕坐共議”，狩獵出師，各領本旗兵行，還負有稽察責任。固山額真的設立，削弱了諸貝勒的權力，卻加強了汗權。更有過之者是廢除三大貝勒“直月”製度。天命六年(1621)努爾哈赤命四大貝勒“按月分直”，皇太極即汗位，四去其一，其餘三大貝勒仍“分月掌理”，這是一種分權製度。天聰三年(1629)完全改為由以下諸貝勒代行直月之事。皇太極的權力便高高在上了。努爾哈赤創建的後金國，直到皇太極為汗的第五年，政府機構還不大完善。為了強化統治，皇太極根據漢官寧完我的建議，仿照明朝的政體，正式設立了六部，並以多爾袞等貝勒分管各部，貝勒以下，每部設滿、蒙、漢承政三員，參政八員，啟心郎一員。隻有工部省設蒙古、漢軍參政六員。後來證明，由於六部的設立，“各司其事，事不留行”。
天聰六年標誌著皇太極集權統治加強的革新措施是，原來國人朝見時，皇太極與三大貝勒俱南麵坐受，從本年正月始，由皇太極一人南麵獨坐。過去諸貝勒率大臣朝見，不論旗分，惟以年齒為序，從此也按旗分，依次朝見了。在對外擴張上，皇太極遠遠超過了他的前輩。剛剛迎來他即汗位後的天聰第一年，就派大貝勒阿敏、貝勒濟爾哈朗、阿濟格等統大軍征朝鮮，在朝鮮土地上點燃了兩國的戰火。他提出此戰，一征朝鮮，二討毛文龍，說是“兩圖之”。朝鮮責問後金無故興兵，遭到阿敏的反駁，並列了朝鮮不遣使吊努爾哈赤之死等七大罪狀。在後金兵的武力進攻之下，朝鮮國王李倧棄京城，帶著妻子逃到了江華島，派其弟原昌君與後金講和，訂立了“江都之盟”。後金與朝鮮結為兄弟之國，大掠三日而返。後金從這次勝利中，打破了朝鮮與明朝的同盟關係，緩和了它今後出兵可能出現的後顧之憂，又從納貢和開市中獲得了一定的物資利益。對皇太極最重要的考驗當然是對付明朝。
進攻明朝
皇太極在總的戰略上要與明朝爭衡，這是不可改變的。但在遼西受阻，一時不得不另找出路。他決定向蒙古進軍，一方麵征服尚未統一的蒙古餘部，另方麵也是尋找從蒙古向明朝進攻的道路。皇太極對蒙古是有所了解的，當時他已參加過與喀爾喀、科爾沁等部的結盟，也曾領兵馳援過科爾沁，還娶了兩位蒙古女子為妻。然而蒙古方麵的最大勁敵是察哈爾林丹汗。他在對付蒙古問題上要有所進展，必須製服這個勁敵。
天聰二年二月，喀喇沁部落蘇布地杜棱古英等致書皇太極，報告“察哈爾根本動搖，可乘此機，秣馬肥壯，及草青時，同嫩阿霸垓、喀喇沁、土默特興師取之”。於是，皇太極首先帶領兩幼弟多爾袞及多鐸統大軍征察哈爾所屬的多羅特部，進至敖木倫地方，俘獲一萬一千二百人。因敖木倫大捷，多爾袞被賜號墨爾根戴青，多鐸賜號額爾克楚虎爾。八月，與喀喇沁議和，九月調科爾沁、喀喇沁、敖漢、奈曼及喀爾喀諸部兵來會。九月六日，後金大軍出征察哈爾。二十日進擊席爾哈、席伯圖、英、湯等處，俱下。第二天追至興安嶺，獲人畜無計其數。十月中旬勝利而歸。這次出征，後金既打擊了大敵察哈爾，也進一步鞏固了對已歸服的諸部蒙古的統治。不久，皇太極派阿什達爾漢到這些地方宣敕，以後如征察哈爾，凡管旗諸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從征，違者罰馬駝，不至約會之地者也罰馬。
對北京的威脅使皇太極得到的巨大收獲就是他的對手袁崇煥被崇禎皇帝清洗了。袁崇煥在遼西的頑強抵禦曾使皇太極父子受阻，逼得皇太極繞過山海關的正是袁崇煥。但是這位大明忠臣竟在內外夾攻之下含冤而死。災禍起於崇禎元年的平台召見。那時袁崇煥被升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禦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入都，崇禎於平台召見他，他對皇帝說，“計五年，全遼可複”。當時就有人認為他說了空話，要惹禍的。第二年，他又到皮島親自斬殺了毛文龍。時毛為遼東總兵，雖有跡象表明他與後金暗中媾和，但袁的行動畢竟有些冒失。在後金兵迅猛向北京進發時，袁崇煥、祖大壽的入援兵都沒有狙擊，到了廣渠門外才重創後金兵。但此時滿城都在傳袁崇煥引敵協和，將為城下之盟。特別是後金兵攻北京城南時，袁崇煥擁兵不戰，獨滿桂以五千人一日二十戰。傳說滿桂身中五箭，拔出來，皆袁兵字號。崇禎和明朝統治集團中一些人對袁崇煥產生了懷疑。就在這時，皇太極巧施了一個反間計。他從進攻北京作戰中捉了明朝兩個太監，故意向二人泄露後金撤兵是與袁崇煥有密約。再把這兩個太監放回去。他們到了北京，以重大軍情奏報崇禎，性多猜疑的崇禎皇帝，認為不能再留著袁崇煥了。這就導致了十二月一日逮捕袁崇煥，祖大壽在旁見此情景，戰栗失措，立刻逃回錦州。第二年八月，以酷刑處死袁崇煥。這是一樁曆史冤案，袁崇煥對後金的鬥爭是堅決的，崇禎殺他是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從此明朝“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
鞏固江山
皇太極本人有很好的文化素養，這時他推行了振興文教的措施。天聰三年首先提出“以武功戡亂，以文教佐太平”，一改其父努爾哈赤屠殺文人的政策，並於當年進行考試，選取了滿、漢、蒙古生員二百人。他已認識到發展文教對治理國家的重要性，說不能認為不讀書不會誤事。規定從天聰六年起，凡貝勒大臣子弟年十五以下，八歲以上，俱令讀書。努爾哈赤時代創造的滿文無圈點，上下字雷同，人名地名極易弄錯，皇太極命巴克什達海酌加圈點，大大方便了學習，這就是有圈點滿文的來曆。皇太極還非常重視吸收漢族的先進文化。至天聰六年七月達海逝世時，經他手已翻譯成帙的漢籍有《刑部會典》、《素書》、《三略》、《萬寶全書》，及正在翻譯中的《資治通鑒》、《六韜》、《孟子》、《三國誌》等。後來又命達海之子繼續學習漢書。天聰九年後金的文館諸臣翻譯了遼金宋元四代史書。
天聰六年正月，管兵部貝勒嶽讬向皇太極建議改變原來屠戮遼東及關內四城的做法，以對待大淩河之役歸降的漢人為榜樣，重新樹立“善養人”的形象。他主張無論官民都給家室和莊屯，不要使一個人失其所在。天聰七年六月初二日，皇太極在一次講話中諭令將士對新附之眾，“一切勿得侵擾”。在皇太極這種政策影響下，明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紛紛歸降了後金。孔、耿皆遼東人，在明為登州參將，因內部矛盾，發動兵變，占領登州。明朝發兵來攻，他們難以自存，航海歸金。天聰七年六月三日，皇太極率諸貝勒出迎至渾河，行抱見禮，以示優隆。這是後金發展史上的大奇跡，孔、耿不僅帶了一萬二千多精壯官兵及紅夷大炮等，而且促使明朝的遼東海防很快崩潰了。之後不到四個月，明鎮守廣鹿島的副將尚可喜就步了孔、耿後塵，皇太極稱讚他“識時勢之向背”，“殘破海防，實為我功”。皇太極重新任命孔有德為都元帥，耿仲明、尚可喜都為總兵官，讓他們繼續帶兵，與和碩貝勒並列。原來後金的軍隊是清一色的滿洲八旗，天聰五年佟養性被命為總兵官，管理漢兵，攻大淩河時這支被稱為舊漢兵的軍隊用紅衣炮多所立功，到天聰七年馬光遠統領漢兵時，實際形成了一個漢軍旗，滿語叫烏真超哈。孔、耿、尚所領兵也是漢軍。在此之前，蒙古旗兵也已形成。天聰八年三月十三日皇太極在沈陽城郊閱兵，參加的有滿洲八旗、蒙古二旗、舊漢兵一旗，共十一旗。和以前有很大不同的是這時的軍隊已從私人武裝變為國家的軍隊了。
皇太極即汗位以來就傾心於學習中國曆代專製主義的封建統治，不斷地加強集權。他廢除了三大貝勒按月分直的製度，削弱了諸貝勒的特權，使汗任命的官吏發揮更大的作用。在所有的人都不能和他爭衡的情況下，他登上了皇帝的寶座。時間是天聰十年(1636)四月。先是諸貝勒大臣以遠人歸服、國勢日隆為理由，請求為皇太極上尊號，未允。後來薩哈廉讓諸貝勒檢討過去，表示今後忠誠效力，皇太極答應可以考慮了。然後皇太極又以“早正尊號”征詢漢官儒臣的意見，鮑承先、寧完我、範文程、羅繡錦等都表示讚成。薩哈廉又召集諸貝勒各書誓詞，向皇太極效忠。“外藩”諸貝勒聞訊也請求上尊號，皇太極同意了。上尊號的準備活動至天聰十年三月末大體就緒。
四月五日，滿洲諸貝勒、固山額真，蒙古八固山額真，六部大臣，孔、耿、尚，外藩蒙古貝勒及滿蒙漢文武官員齊集。多爾袞捧滿字表、巴達禮捧蒙字表、孔有德捧漢字表各一道，率諸貝勒大臣文武各官赴宮門跪下，皇太極在內樓，禦前侍衛傳達，皇太極命滿、蒙、漢三儒臣捧表入，諸貝勒大臣行三跪九叩頭禮，左右列班候旨。三儒臣捧表至禦前跪讀，表中盛讚皇太極的文治武功，上合天意，下順民情，請上尊號，一切儀物，俱已完備，隻待賜允。皇太極聽後同意，並發誓倍加乾惕，憂國勤政。消息由儒臣傳出，眾皆踴躍歡欣，叩頭而出。第二天決定選擇吉日四月十一日舉行登極大典。屆時正式祭告天地，受“寬溫仁聖皇帝”尊號，建國號大清，實際是把後金改為大清，改元崇德，即天聰十年為崇德元年。祭告天地完畢，在壇前樹鵠較射。從此中國曆史上名副其實的清朝誕生了，就是這個封建王朝統治全中國二百六十八年，跨古代、近代兩個曆史時期。在此之前一年，皇太極下令國中之人皆稱滿洲原名，禁止稱諸申，一個少為世人所知的滿族因而擴大為舉世聞名的中華民族重要成員了。
崇德年間，雖然不再發生大批漢人被殺，或漢人投毒、攔路劫殺等反抗事件了，但皇太極卻仍然注意緩和清朝的社會矛盾。他命令臣下做好“養人”的事情，尤其是對新掠取或來降的滿洲、蒙古、漢人做好安置。皇太極晚年，他的子侄們在他麵前發牢騷說太祖時誅戮漢人，而今漢人有為王者矣，有為昂邦章京者矣，而滿洲宗室卻有為官者，有為民者，“時勢顛倒，一至於此！”但這位遠見卓識的大清帝並未因此動搖其國策。以前皇太極的權威並不很絕對。天聰九年九月，即稱帝前半年，代善和哈達公主曾有輕視他的舉動，皇太極大怒，召集諸貝勒大臣，讓他們“別舉一強有力者為君”，靠了他們的跪請，才出朝聽政。崇德年間就再無人敢向他的權威挑戰了。在機構設置上也作了相應的改革和進一步完善。清初決策的重要機構是議政王大臣會議。崇德二年四月對這個機構作了調整：一、成員除令固山貝子尼堪、羅讬、博洛等與議國政外，每旗各設議政大臣三人；二、規定他們啟迪主心，救濟貧乏，撫養新人三項任務；三、議政大臣奏事必先通過他們各自的固山額真，公議之後上奏。議政王大臣會議從此有了固定的程式，也更成了專製主義皇權的工具了。天命、天聰年間沒有監察機關，崇德年間皇太極成立了都察院，給他們稽察一切官員的大權。有清一代，滿蒙的結合，早比滿漢更緊密。為了處理蒙古事務曾設蒙古衙門，崇德三年六月又改為理藩院。合原有的六部、都察院，構成了有名的八衙門。皇太極任命滿洲、蒙古、漢人擔任承政，每部三人，以下皆參政。崇德三年七月更定八衙門官製，每衙門隻設滿洲承政一人，以下酌設左右參政、理事、副理事、主事等官，由二等變成五等。這就強化了以他為首的國家統治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