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與永嘉鬆台山人
一九二三年六月九日，周氏兄弟失和的前一個月，周作人在《晨報副鐫》發
表了一篇批評永嘉鬆台山人《日本語典》的文章。
在這篇文章中，周作人說自己“對於文法書有一種特殊的趣味”。“有一
時曾拿了文法消遣，仿佛是小說一樣，並不想得到什麼實惠，不過覺得有趣罷
了”。而這種趣味，“有一半是被嚴幾道的《英文漢詁》所引起的”。並指出，“日
本文法在本國未必絕無好著，但中國沒有一本可以與《英文漢詁》相比的書卻
是事實”。他舉例說，“梁任公的《和文漢讀法》大約是中國人所著書中最早
的一種，即使有些缺點，其趣味與影響也不可淹沒”；“葛錫祺的《日語漢譯讀
本》可以說是一部適用的書，雖然隻足為課本沒有潛藏的趣味——然而與永嘉
鬆台山人的《日本語典》相比較，別的文法書都要算是佳作了”。
我們都知道周作人講究趣味。他對於文法的趣味是因為“文法在教育上的
價值，變化與結構的兩部，養成分析綜合能力，聲義變遷的敘說又可以引起考
證的興趣”。周作人的趣味當然不會僅在於此。“於實用上進而為學問的研究，
裨益當非淺鮮，如或從別一方麵為趣味的涉獵”，才是他讚同和主張的。而《日
本語典》卻是“太有趣味了”，超出了文法書的範圍。
周作人說：
“《日本語典》中的規則及說明都有所憑據，沒有什麼錯誤，到
了所舉的實例裏便匪夷所思的奇妙了。
”在舉出書中第九頁、第二十六頁、第
二十七頁、第六十頁、第一一四頁等多處具體錯誤後，周作人批評道：“這些獨
辟蹊徑的‘洋涇浜’日本語無論怎樣的適於國人，隻是在日本不通用，也是徒
勞。要學外國語隻得自己去遷就他，不能叫人家來遵從我，這是很明瞭而平凡
的事實，大家都應該知道的，《日本語典》的著者
卻得在外國語來施展獨創，於是結果成了一部空
前的浪漫的文法書了。
”
文末，周作人說自己還曾批評過兩種講日本
文法的書。“其中也有許多獨創的句子，其奇妙
處非常相似，幾乎令人疑心三者同出於一人的手
筆”。這另外兩篇批評文章，不難找，找到後篇即
可知道前篇所在。一篇是《評譯日文法》，發表於
一九二三年二月六日《晨報副鐫》，與《日本語典》
一樣，未收入作者自編文集，而鍾叔河所編《知堂
書話》均有收錄；另一篇題為《三天》，評《日文閱書捷訣》，作於一九二一年七
月，也登在《晨報副鐫》，收入《談虎集》。這兩篇文章中，周作人重複了一段話：
“在現今奇跡已經絕跡的時代，若要做事，除了自力而外無可依賴，也沒有什麼
秘密真傳可以相信，隻有堅忍精進這四個字便是一切的捷訣。
”評《日本語典》
所說的：“要學外國語隻得自己去遷就他，不能叫人家來遵從我”，比此有更深
的意味。
對於周作人的批評，永嘉鬆台山人“且感且悚”。他的回應文章，刊在同年
六月二十二日《晨報副鐫》第四版“來件”欄目，題為《答作人君之日本語典批
評》，逐條解釋周作人的質疑。在此恕不一一引用雙方對日文語法的具體爭辯
了，誰是誰非，有待語言專家考證，不在本文探究範圍。但是，據說周作人的日
語水平高於魯迅。止庵《周作人傳》轉錄了清水安三、穀崎潤一郎等人的評價，
其中穀崎潤一郎說，周氏講著“非常流暢的發音準確地道的日語”。他“沒有料
到他的日語會如此出色”。《答作人君之日本語典批評》一文之後有《周作人附
記》，顯然是《晨報副鐫》的編輯將永嘉鬆台山人的文章轉於周作人了，並請他
答複。周作人又對他的疑問作了一番闡述，他自信他的批評是不錯的。周作人認
為日本語是活語言，所引或不曾引出來的那些句子是否“洋涇浜日本語”，“凡
日本人及懂日本語的中國人都是知道的，隻要請問一聲便好，正不必空在紙上
爭辯”。
《日本語典》於民國十二年二月初稿發行，每冊定價一元，編著者、發行者
《日本語典》
為永嘉鬆台山人，校閱者湘西滄廬居士，印刷者上海華豐印刷廠，經售處上海銀
行周報社，分售處上海商務印書館、上海時事新報館、上海至誠堂書店。是書
封麵設計樸素，隻印有書名、編者、印行時間三行字。目錄頁署永嘉鬆台山人初
稿，版權頁鈐有“永嘉鬆台山人之章”隸書朱文印。版權頁之後還刊印上海銀
行周報社發售書目一頁。全書分上、下篇，上篇九章，一百八十八頁，下篇三章，
三十頁。正文前有序，為滄廬民國十一年十二月所作：“永嘉鬆台山人本其多年
研究之心得，編為日本語典一書並出以相示兼囑有所言。夫國人研究日本語言
文字者，每苦無善本，間有一二日本人士為吾國學子編輯專書，或失之繁瑣或
嫌其簡略，語典尤難得適用之，專書堪資研究也。永嘉鬆台山人有鑒於此，因有
是書之編輯，解釋既詳，舉例尤當，凡研究日本文字者，得此以進窺堂奧，其便
利孰甚。又所異於群書者，則係為國人研究者而作，故體例與取材均以國人適
用為依歸，以與其他諸書其編輯方法因各有異同，要能獨辟蹊徑而發揮其特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