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立生和這些老工人進廠時間差不多，他也在這個部門奮鬥過，曾經在酒精分廠原來叫車間，幹過多年的車間主任，他對這些兄弟姐妹是很有感情的，他知道這時千萬不能再搓火了，必須用感情打動他們，他深情地說：“各位兄弟姐妹，咱們差不多是同一個時間進廠的，我記得我剛畢業的氣候，還和你們中很多的人一起值過班，喝過酒。請大家給我個麵子，再相信我一次，我一定會給大家一個滿意的答複的，大家就不要在圍在這裏了，都回家吧。”其中一個工人是和劉立生剛上班實習時候一個班組的，他對劉立生說：“劉廠長，不是我不相信你，是我們對上級有意見，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這是黨章裏規定的，可怎麼工人階級的地位越來越低，我們的收入怎麼也越來越低了呢？”這個問題確實是個很嚴肅的問題，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沒錯，自從我國從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以來，企業逐步從舊的體製向新的體製轉型，原來的大鍋飯體製雖然照顧了公平性的原則，但是由於幹多幹少都一樣，幹好幹孬都一樣，使得職工的工作積極性降低，人浮於事現象明顯，嚴重影響了企業的效率，使得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競爭力越來越低，造成了非常嚴重的虧損問題，上級製定政策的目的是希望通過拉大高低收入差距，刺激工人的積極性，打破大鍋飯體製，從而解決效率問題。不過願望是好的，但是做法有欠缺的地方，不應該簡單粗暴，應該給各企業一部分自主權，讓企業根據自身情況提高或降低調整幅度，具體到江東酒精廠，以酒精分廠為例，因為酒精的工藝原因，整個生產流程分成了許多細微的部分，工人隻需要按規定操作就可以了，沒有很高的技術要求，很多低學曆工人就可以勝任，技術含量低自然工資水平就不高。它又不像一些流水線可以采用計件製管理，酒精的生產是有個周期的，是整體協同的工作，沒法細化到每個班組，每個個人，所以這樣的調整方案就輪不到大部分工人受益，他們有意見也是可以理解的。
劉立生沒法跟工人解釋工人階級領導地位的事情，他隻能就收入一事回答，他說道：“師傅們，這次請大家先回去，我一定會給大家一個合理的說法，保證不會讓大家吃虧的。”酒精分廠的廠長也在旁邊勸，工人們對跑到上級門口上訪也有點擔心，害怕最後受到處理，最後在領導的勸說下，慢慢就散了，酒精分廠的工人一走，剩下的也都走了。劉立生打發其他人回去上班，他自己去了領導辦公室，他得去道歉，然後還得勸說領導改變方案，要不然他怎麼給工人交代啊。在他據理力爭下，領導同意了上次酒精廠報上來的方案，不過不要超出過多，免的引起別的單位的效仿，在談話過程中，可以看出領導對劉立生過分維護工人的利益，違背上級的決定是很不滿的，劉立生也沒辦法，要不解決這一問題，說不定這些工人會跑到市府上訪，到時麻煩更大，不光他受處理，連帶著局領導也會挨批，與其那樣，還不如這樣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