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長征序曲與遵義會議(2 / 3)

敵軍的第二道封鎖線,設在湘贛邊界湖南一側的桂東、汝城和廣東的城口一線,也是由北向南一字排開,單等把紅軍一刀斬盡。11月2日前後,紅軍運用奇襲包抄之術,巧殲敵軍,全隊人馬繞道迂回,順利地突破了第二道封鎖線,再往西進。

敵軍的第三道封鎖線設在湘南要道郴縣、宜章一線。此線敵人布防嚴密,且有重兵正從江西、福建追來,大有非在此地全殲紅軍不可的架勢。在聶榮臻等有力指揮下,11月上旬,一軍團在左翼先敵人一步,占領九峰山旁的陣地,三軍團則在右翼占領宜章、良田等鎮,掩護隊伍安全通過了第三道封鎖線。

敵軍吹噓為“鋼鐵封鎖線”的三道防線,被紅軍突破了。

在紅軍主力突破敵人三道封鎖線後,蔣介石急調四十萬大軍,分成三路,前堵後截,誓把紅軍消滅於湘江之畔。

麵臨敵人重兵布下的第四道封鎖線,“‘左’傾路線的領導更是一籌莫展,隻是命令部隊硬攻硬打,企圖奪路突圍,把希望寄托在與二、六軍團會合上。在廣西全縣以南湘江東岸激戰達一星期,竟使用大軍作甬道式的兩側掩護,雖然突破了敵人第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人員損失過半。”

過了湘江,中央紅軍的人數已從長征開始時的八萬六千多人,銳減至三萬餘人。

從10月中旬出發,到12月1日過湘江,僅僅一個半月的時間,中央紅軍一路被追、被圍、被堵、被截,一路被動,一路損失。這嚴酷的現實,不但使人員損失一半有多,而且使部隊中日益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情緒。

逃跑主義隻會造成全軍覆沒!廣大紅軍指戰員已開始急切地要求改變錯誤的領導。

12月11日,紅軍主力進至湘西南邊境的道通縣,準備北上湘西地區,這時敵人已在通向紅二、六軍團的路上布下重兵準備堵截,同時用桂軍在紅軍後側跟追。在這萬分危急的形勢下,博古等人一意孤行,仍堅持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

麵對紅軍有可能全軍覆沒這一極其嚴峻的形勢,毛澤東提出放棄會合二、六軍團,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以爭取主動。這一主張頓時得到周恩來、朱德、洛甫、王稼祥等人的支持。

由此,紅軍改變了北上的作法,轉向貴州,並於12月15日攻占貴州黎平。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

這次會議是由周恩來主持的,討論紅軍前進方向的問題。由於博古、李德仍主張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會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最後,絕大多數人讚成毛澤東的主張,會議遂決定放棄北進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統治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前進,決定在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境建立根據地。

從近六十年後的今天回望當年,真是不由人不感歎萬分。如果不是毛澤東及時地提出將長征改道的主張,如果不是這一主張得到廣大紅軍指揮員的強烈支持,那麼,中央紅軍的主力,將會遭到全軍覆沒的滅頂之災。

所以,凡人皆雲:毛澤東挽救了紅軍。

對於王明中央的“左”傾錯誤領導,早在蘇區時,就有許多的幹部頗存疑慮。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長征以來的迭次失利、紅軍隊伍的巨大減損,這一係列令人痛心的損失,使得越來越多的指戰員對“左”傾中央及其錯誤領導產生了疑問和不滿。要求改變現狀,擺脫錯誤領導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在長征的一路上,毛澤東患結核病,是被擔架抬著走的。王稼祥、張聞天因身患重病,也是在擔架上抬著走的。這一路,毛澤東和王稼祥、張聞天走在一起。這一路,毛澤東向王稼祥、張聞天反複細致地做工作,向他們分析中央在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漸漸地,王稼祥、張聞天接受了毛澤東的看法。

中央的一些其他的領導人,在行軍途中同博古、李德等人的分歧也越來越大。“從老山界到黎平,從黎平到猴場,一路展開爭論。”

黎平會議後,部隊進行了整編,進行了精簡輕裝。

1935年1月,紅軍強渡烏江,1月7日,打下了貴州古城遵義。

這期間,部隊作戰順利,情緒也逐漸振奮,此後,在遵義休整了十二天。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就是著名的“遵義會議”。

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博古、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朱德、陳雲,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及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也參加了會議。

遵義會議是一次極其重要的曆史性會議。關於這次會議的著作和文章很多,因此,在這裏,就不再詳述會議的內容和經過。

這次會議的結果有兩個。

第一,形成了著名的遵義會議決議,即《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這個決議明確指出,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使得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失利,在戰略轉變與實行突圍時實行戰略退卻。決議在軍事路線上徹底結束了王明“左”傾錯誤指揮。

第二,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軍事指揮主要由周恩來、朱德負責。

遵義會議,是在中國革命處於十分危急的曆史關頭召開的,它對於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工農紅軍,乃至對於整個中國革命的前途和命運,都具有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

遵義會議,在軍事上結束了“左”傾錯誤的指揮。

遵義會議,在組織上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國共產黨內的統治。

遵義會議,在沒有外來幹預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根據本國本黨本軍的實際情況,獨立自主地處理自己的事情。

最重要的,在遵義會議以後,形成了一個中國共產黨黨內的領導核心,這個核心中的擎天支柱,就是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