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個上級
何連長個子很矮，嗓門很高，一口山東話，臉色和土地的顏色差不多。我剛下鄉那陣子，在他手下當兵團戰士，其實就是農工。每天跟著他在興安嶺的山溝裏開荒種地。那時，兵團的幹部分兩夥，一夥是穿黃棉襖的，都是部隊的轉業官兵；一夥是穿黑棉襖的，老農場來的。何連長是穿黑棉襖的，原來是山東盲流，跑到黑龍江邊的農場當拖拉機手，後來當上車長、機務副隊長，調到我們新建的連隊，就成連長了。
那些黃棉襖，天天早上領著知青“天天讀”，何連長說，我識的字還沒有你們多，你們自己看吧！天一放亮，他就扛著一把钁頭上山了，在樺樹林子邊上開點小片荒。每天出工前，別的連隊的黃棉襖都喊“立正”、“稍息”，然後“戰前動員”，從國外講到國內，總是“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敵人一天天爛下去”。可他總是那句話：“沒啥說的，下地幹活吧！”說著，他在前麵領著我們就往地裏走。人家黃棉襖都留在家裏開會，那時的會很多。何連長不愛開會，也不會開會。其實我們這些知青非常喜歡開會，能靠在行李上一半清醒一半睡地聽別人念報紙，和現在住在星級賓館的感受差不多。因為很少開會，我們對何連長頗有微詞。
何連長幹活是把好手。地裏的活沒有他不會的。別看他個子小，力氣大得很，二百多斤的麻袋，往肩上一扔，噌噌地就上跳板。他最拿手的還是機務上的活。不管是拖拉機還是康拜因，不管是國產的還是進口的，一旦趴了窩，他一捅咕，肯定突突地跑。連農學院畢業的郭技術員都服他，還正式向他拜了師。那年麥收時節，連著天天下雨，什麼樣的康拜因下地都陷進了泥裏。上級發出了“小鐮刀打敗機械化”的口號，我們每天泥裏割麥子，累得晚上爬不上炕。何連長和郭技術員他們一起研究，給康拜因穿上了“木鞋”，結果在泥地裏照樣收麥子。機械化代替了小鐮刀，我們從苦難中解救了，連裏的小麥也豐收了，而有的地方的小麥爛在了地裏發了芽。但是何連長沒受到表揚，因為他的作法不符合上頭精神。
真是“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何連長真正出人頭地是因為開會。那時上級布置對知識青年進行憶苦思甜教育，連裏要請人做憶苦思甜報告。我們是個新建連隊，全連隻有一個老職工，是個姓欒的老頭，他的老伴是個“二毛子”，已被定為“蘇特”嫌疑，關了“牛棚”。顯然不能讓他們憶苦了。再就是何連長歲數大了，又是貧農出身，他不憶苦誰憶苦！可他不願意講，說當時歲數小，已記不起什麼事兒了。“黃棉襖”指導員說：“老何，講不講可是立場問題！”何連長隻好服從了組織的安排。講稿是我們這幫連隊秀才的“作品”，“藍本”是高玉寶的“半夜雞叫”，隻不過地主的名字從周扒皮改成了李扒皮。經過我們的輔導，何連長基本能把講稿背下來了，雖然有些結結巴巴，但更顯得真實。
開憶苦會那天，連隊大食堂隻點了一支煤油燈，我們先唱《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和憶苦歌。何連長還沒講，大家已是哭聲一片了。營部給我們連隊送家信和報紙的汽車已經半個月沒來了，大家都有些想家。平日誰一哭就批誰“小資情調”。現在有了合法大哭的時候，誰也不肯坐失良機。到何連長痛說家史時，全連已是號淘大哭了。接著又吃憶苦飯，基本原料是從豬舍整來的，又摻了些野菜，真是難以下咽，大家哭聲更高。最後全連哭得一塌糊塗。指導員說，這是我們連最成功的一次會議。會後，我給報社寫了一篇稿：《何大爺痛說家史動人心，眾戰士鐵心務農愛邊疆》。何連長這下子出了名，遠近的各連隊都請他去作報告。我也因寫這篇小稿成了脫產幹部――每天不下地幹活，躲在連部寫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