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歲月
不願說起,但也難以忘記。
1967年夏日的某一天,在哈爾濱市郵政街的一家小飯店裏,昏暗的燈光下坐著兩個靦腆的小姑娘,大的十六七歲,小的十四五歲。她們每人麵前放著一碗大米飯,那是每碗5分錢買的。她們把桌子上的醬油倒在飯裏幾滴,然後低著頭吃起來,吃得很勿忙,走得也很快,生怕被熟人看到。
她們不是流浪者,而是“貴族小姐”,住在阿什河街37號省委領導幹部大院裏,過著“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生活。可是突如其來的暴風雨把他們“老八路”的父親趕進了“牛棚”,母親也去了幹校,保姆也跑了,她們隻能靠每月每人15元的生活費,自己安排日子了。前半個月還可以,可後半個月,隻好大米飯拌醬油了,小飯店的醬油是免費的。她們經常光顧,但每次都像作賊一樣心虛。
艱辛的生活並沒影響她們投身革命的熱情,她們要用自己的革命行動來證明她們和“黑幫”的父親在劃清界線!她們在學校寫大字報,參加批鬥會,還到哈軍工學院串聯,領了傳單到處張貼、散發。姐妹倆還擠上火車到北京、上海、南京、廣州串聯,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時,她們也擁擠在天安門廣場的人群中;在軍工的廣州聯絡站還參加過批鬥趙紫陽――他很有氣節,回答問題很有分寸。她們感到很幸運,在父親投身太行山參加八路軍的年齡,她們趕上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她們要當林道靜式的革命者!然而紅衛兵的城市革命很快退燒了,她們要去參軍當兵,部隊不接收,因為是“走資派子女”。後來姐姐張利又報名到建設兵團,連報了三次都被拒絕了,理由是相同的,都是因為父親的“政治問題”。
政治上的失落比生活上的困難,還讓這兩個要強的姑娘難以忍受!張利和張梅都是優秀的中學生,姐姐還是班級的團支部書記,她們覺得自己自然是革命的可靠接班人,可現在好像從高空跌落下來,想革命都投靠無門,她們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沒有想到自己的“青春之歌”是這樣的苦澀。
機會終於被盼來了,1968年7月21日,和他們處境相同的137名省直的幹部子弟,跟隨部分機關幹部的足跡,奔赴柳河五七幹校,成了光榮的“五七”“革命小將”。離行前,他們每個人都寫了和反革命的老子劃清界線的“保證書”,但張利姐妹倆還想和關押在“牛棚”的父親見上一麵。她們溜進了省委大院,有個掃地的工人告訴她們,一會兒那些被關的幹部在後院“放風”,她們倆跑到了三樓的廁所,張利把妹妹扶上了窗台,她正看到父親在後院排著隊溜圈,她大喊了一聲:“爸爸!”這時張利馬上捂住了她的嘴,把她拉下了窗台。她哭了,說沒看清爸爸,也不知爸爸看沒看見她們。
這位可尊敬的老前輩後來在回憶文章中寫到了這感人的一幕,他說,在場的所有“爸爸”都抬起頭向窗口張望,不知其他爸爸失望沒有,我是看到了我的兩個女兒了。自己身陷囹圄,孩子們又要背井離鄉,我想這些老幹部也會傷心落淚的。我對張利父親那位老前輩特別的尊重還因為他在1945年12月1日,在北安參予創辦了我安身立命的《黑龍江日報》,並在1949年10月在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會時,他當麵請毛主席為這張報紙題寫了報名。
張家姐妹到柳河時,這小興安嶺腳下的一片片間陋的房舍成了紅遍全國的“聖地”,黑龍江省委和政府的機關幹部,在這片當年抗日聯軍的營地和日本開拓團遺棄的土地上,開荒種地,自力更生。他們既改造客觀世界又改造主觀世界的經驗受到毛主席的表揚。幹校的經驗就是聞名全國的“三大法寶”――“吃小米爬大山”、“路線分析”和“解剖世界觀”。張利和張梅自覺投身到了這高溫高速大熔爐中,她們像苦行僧一樣投身勞動,要讓自己脫胎換骨,成為堅強的“五七戰士”。
張利回憶,柳河的“三大法寶”,我都認認真真地實踐過,無論什麼艱苦勞動我都毫不吝惜地使出全身的勁,從沒怕過苦和累;至於“分析”呀,“解剖”呀,我有中學語文好的功底,發言、寫文章足夠用了。不久我作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當上了知青連隊二排排長,我解剖世界觀的文章登在了幹校的《柳河通訊》上。1971年我被評為黑龍江省“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一篇“抬頭看路,低頭拉車”的講用稿,講遍了包括我的母校在內的許多單位。後來柳河招收的知青逐年增多,領導讓我獨立帶新兵連,後來還當上了指導員。在“走資派子女”中我是很幸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