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她走多遠，無論她站多高，學先的根還在那片黑土地裏，她和北大荒血脈相連。學先一直和北大荒的戰友們保持著聯係。2006年4月，黑龍江農墾總局在北京舉辦農產品展銷會，學先和許多北京知青前去助威。北興農場領導與部分知青座談，學先和趙炎都參加了，場領導在介紹農場的發展情況時，首先介紹了農場的巨大變化，而後說到：困擾農場多年的一個難題是缺水，我們要擴建農場的自來水係統，但目前來看，資金缺口還比較大。趙炎和學先聽後當場表示：“我們正愁沒機會報答北大荒的養育之恩呢，我們可以組織知青捐款，幫助農場打井，回報當年老軍墾對我們的關愛。”盡管場領導再三推辭，他們還是說幹就幹，吳學先很快就寫好了《倡議書》。
“五一”長假，學先和趙炎等十幾個骨幹集中在黑龍江省辦事處研究捐款的具體事宜，然後利用他們的聯絡網，把捐款打井的建議通知到全團的每一個知青。北京、上海、哈爾濱、寧波四個城市的知青都活躍起來。6月18日，在北京宣武區工人俱樂部，上千名老知青蜂擁而至，他們都要為“故鄉”的建設盡一份力。吳學先帶頭捐了一萬元，此外她還為印刷宣傳材料、租用會場、請電視台記者等花了一萬餘元。更令人感動的是，學先的父親、那位已經八十歲的老軍墾戰士吳維山也來了，他離休後在北京安渡晚年，仍關注著農場的發展，他帶著兒子孫子都來了，每人都捐了幾百元。可惜學先的母親、農場的好老師、好校長、知青們最親近的媽媽已經去世了，否則她一定也會來的。來捐款的知青，有的在部委當領導、在公司當老板，也有一些已經退休或下崗，有一位佳木斯知青，丈夫癌症去世後她曾在北京打工，還當過保姆，也送來30元錢。
在捐款中，學先還策劃了一個節目。北興農場電視台現任台長是她的老同學，學先請她到北京，讓她拍攝。知青按連隊聚會，學先建議：“每位知青對著鏡頭說話，最思念哪位老職工，為什麼思念他，說一分鍾。”
有位知青帶頭先說：“我是三連的趙惠銘，我思念三連啊。我的老排長徐明田，我永遠忘不了您，是您教我開拖拉機，有一次我發燒，您把我領到家裏，給我做麵條！幾十年不見，我想您啊。”還沒說完，趙惠銘早就淚流滿麵了。
輪到下一位：“張井廣師傅，第一次下地勞動，是您教我磨鋤頭……”
“劉師傅，在養豬班，我身體不舒服時，挑水這樣的重活，您不讓我幹……”
“王排長啊，您家的麵條真好吃，每次我得病，總是躺在您家的熱炕上，嬸子的身體還好嗎！”……
對著鏡頭回憶往事，幾乎每個知青都流淚了，那個播音員小馮說，“我是32團的播音員，你們還能記得我得聲音嗎？我好想念32團啊。”話沒玩已經泣不成聲，幾次停下來擦眼淚，重錄。
節目編輯好後長達90分鍾，回農場播出。農場老軍墾、老職工看著當年的娃娃們也成了老人，聽著知青叫自己的名字，老淚縱橫。第一遍播完後，還沒看夠，強烈要求重播，竟連播了9遍，超過了任何感人的電視劇！
這個節目成了連接北興和北京的橋梁。知青們不斷接到農場打來的電話：“你們也老了，三十年了，回來看看吧！”暑假，回北興的知青一批接一批。
學先說，在七連，有一個感人的故事，伏筆長達27年。主人翁是一位老軍墾。1978年底，在大批知青離開北大荒以後，他把7連的知青名單抄了一份，夾在自己的軍人證裏。這本軍人證和這份知青名單成了他的寶貝，一直放在上衣口袋裏。在田間勞動，休息時就拿出來，看著名單上每一個知青的名字，想著他們的音容笑貌，這成了他每天生活的內容。
2005年秋，北興場慶時，老知青們回連隊看他，老人家拿出了那張名單。27年了，在場的人們全被感動了，在那張發黃的紙上，7連的劉鳳岩等幾位知青都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大家擁抱在一起，百感交集，有位知青流著淚跪在老人麵前，那場麵就像失散多年的親人再次重逢。
已把北大荒情結融進了基因的吳學先，說起知青和北大荒的故事，大概幾天幾夜也說不完。為了趕最後一班返回哈爾濱的飛機，我隻好告辭。臨行前，她請我吃農家飯，在燈光朦朧的餐桌邊，她說起對知青運動的看法。她說，70年代末，在控訴“四人幫”的主流思潮中，我們誇大了知青作為受害者的痛苦的一麵，忽視了他們對北大荒做出的曆史性貢獻和輝煌的一麵，忽視了知青承前啟後的作用，更忽視了知青與老軍墾、與老軍墾的後代之間所形成的那種難以割舍的友情。
學先的話讓我暢然，很溫暖，我想起她在《荒原月色》中那段感動過薑昆的話：“40萬知青把火紅的青春留在了北大荒，他們從北大荒帶走了成熟，帶走了思想，帶走了閱曆，帶走了10萬轉業官兵對他們的培養和影響，也帶走了兵團子弟對他們的思念乃至崇拜。”
是的，作為知青，我們從北大荒帶走的東西很多，這些東西讓我們長大成人，報效祖國。而我們對黑土地的回報，太少了，恐怕一輩子也償還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