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午後，新華和戰友們每人帶著著兩個饅頭出發了，卡車先把他們運送到深山密林裏的戰備公路的盡頭。他們又踏著積雪走了一個多小時，那天很冷，他們一個個都累得滿臉流汗。快天黑時，他們到達了地雷囤積處，開始了螞蟻搬骨頭一樣的運送地雷的行動。他們一人扛一箱地雷，一步挪一步地跟著前麵戰友的腳印，在雪地上向前移動，沒走多遠就累得呼哧帶喘地了。不知道走了多久，他們翻過第三個山頭，麵前一片開闊地。這時陣陣寒風吹來，山上的風很硬，他們不禁打著寒噤。目的地到了，他們放下背著的地雷箱，然後返回去再搬。到返回第三趟時，大家又累又餓又冷。這時才想起去吃饅頭，取出來一看，已經凍得像石頭一樣硬了，他們像“啃刨冰”一樣一點點地啃了，把啃下的饅頭渣在嘴裏化了，再慢慢咽下去。
雖然吃了點東西，身上有了點力氣，但路還是變得更遠更難走了。每邁出一步都覺得腳像灌了鉛一樣，一點也不聽使喚。不知誰累中生智，把綁腿解下來，栓在地雷箱上拉著走，下山時把地雷箱順坡滑下去。可精疲力竭的鄔新華還是循規蹈矩地扛著地雷箱走到底。準備埋地雷的部隊發現了知青們的發明，急忙阻隔止：“停下！危險！你們不要命了！”他們說這種地雷威力很大，一旦激烈衝撞就可能爆炸，會造成巨大的傷亡。戰友又都像鄔新華一樣扛起箱走了。
這時夜幕降臨，林子裏漆黑一片，登上山坡後，他們發現對岸燈火星星點點，那是蘇聯的村落，那裏夜晚和黎明一樣靜悄悄。他們正在欣賞異國的夜景，突然對岸的探照燈掃過來，正在埋地雷的部隊戰士馬上對他們喊：“臥倒！”大家一下子都爬在雪地裏，雪沫立刻從領口、袖口、褲腿灌進衣服裏，冷得渾身發抖。這時探照燈燈還在他們的頭上晃動。這時大家才更真切地感受到了這裏是戰場，和平還屬於未來。完成了任務的的兵團戰士慢慢從前沿撤下來，第二天淩晨四五點，他們終於喝到了後方送來了滾燙的薑湯，已經凍僵的身體活躍起來，他們笑迎溫暖的太陽從東方升起。
老鄔動情地說，隻有經曆嚴寒的人才知道溫暖的寶貴，隻有經曆戰爭的人才知道和平的重要。我說，對於經曆過戰爭生死考驗的人，就沒有什麼可懼怕的了。老鄔他們連在珍寶島駐紮了半年，這期間周恩來總理和蘇聯總理柯希金在北京機場進行了會談，中功邊境的緊張局勢有所緩和，再說烏蘇裏河也解凍了，蘇軍的坦克也過不來了。這樣他們就從前線撤回蛤蟆水庫，這之後，他還參加過兵團鋼廠的建設，還打過山火，又經曆了一次生死考驗。1971年入黨後，他又被派到一個連隊當指導員，1979年返城到父親所在的光明玻璃製品廠當了工人，後來被調到機關工作，又被選到市政協幹保衛工作，也算和當年上過戰場經曆過考驗有點關係吧。
鄔新華看我尋找珍寶島知青英雄的急切心情，便對我說，我們近鄰的21團最早組織擔架隊參戰的，你不仿找他們團的知青問一問。我首先想到了黃海，這位北京清華大學附中畢業生先下鄉到21團，後來調到師報道組工作，當時我在兵團戰士報當記者，我們也算一個戰壕的戰友，我打電話去問：
“珍寶島打仗時，你們團組織擔架勞上島參戰，你知道嗎？”
“我就是擔架營成員。”
“你怎麼不早說，害得我找了兩年！”
“有什麼好說的，當時參加擔架營的有四五百人。我有什麼可說的。”
他的回答我很吃驚，沒想到英雄還是個熟人。這位商務部部長助理、部黨組成員，在中央黨校講課時口若懸河，回答記者問題口吐蓮花，可說起自己來，竟吞吞吐吐。還是看在老朋友份上，他還是做如下交待——
“3月2日，珍寶島打響後，日緊一日的戰情讓我們熱血熱血沸騰，我們這幫知青紛紛要求參戰。3月8日，上級命令我們21團迅速組織擔架營，赴前線參戰，隻兩個小時，就有5000人報名參戰，決心書、保證書紛紛揚揚，不少人寫了血書。我們這幫知青更是激動萬分，都反複強調一句話：我們沒有老婆孩子，無牽無掛。不讓我們上戰場，讓誰上！經過挑選之後，一個由知青為主體的450人的擔架營組織起來了，第二天便開赴前線。臨行前，各連隊都開了歡送會，女知青為我們戴上大紅花，沒能入選的哥們為我們舉杯敬酒，不會渴酒的我們也開懷暢飲，充滿了‘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複還’的悲壯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