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夢
一走進大學校園，我總是很激動。當年我的夢想就是考進一所最好的大學，然後用學到的本事，報效祖國。今天，我走進春花盛開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又想起了自己被文革和上山下鄉破滅的夢想。還好，我的知青戰友劉琪為我圓了這個夢。他就在這所名校讀的書，現在是這所大學的副研究員。
在文科大樓四樓的教育信息網絡中心主任辦公室，劉琪正在等我，一派學者風度，隻是很時尚地剃了光頭，更像演藝界的大腕。他很親熱地為我燒咖啡，就像見了老朋友。當年他在呼瑪的察哈彥插隊，我在黑河的大新屯當兵團戰士，一條公路連接，相距真的不遠。和采訪別的對象不同，他先不說，而是讓我看，讓我看他的博客，看他寫的開發呼瑪縣旅遊的建議書，還有他回呼瑪拍的照片和編製的風光片。
在“牛飲”了幾杯咖啡後，我們還是說到了上學的事。精細的上海人，三十多年的事連細節都記得，再加上當大學老師的，說什麼都娓娓動聽。難得這樣的采訪對象，我隻有快速記錄的份了。
“1969年3月14日，我們學校下鄉通知書下達了，我卻被告知由於家庭政治審查不合格，要我自願去黑龍江內地克東縣插隊。眼看我要去中蘇衝突的前線保衛祖國邊疆的願望要落空，班主任畢茲偉老師暗示我再寫一份申請，請熟人幫忙批準。有暈血症的我拿針在手指上紮了一下，用熱血簽下姓名，（他故意把“劉琪”兩個字寫得很大）。4月2日，我終於被批準去黑龍江邊的呼瑪縣插隊。
出發前被告知我們淮中和黎明、五原中學的一批畢業生一起被分配到金山公社三間房生產隊，我心情十分沮喪，倒不是嫌三間房這個地名露了窮相，而是因為看了地圖，三間房是在公路邊上。我們馬上提出申請要去靠近江邊的生產隊插隊，到了塔河下車後不久，上級居然同意了我們的要求，就地把我們轉到黑龍江邊的察哈彥插隊。4月22日晚10點多，行進在大森林中的我們，忽然看到在前方上空接連升起幾發紅綠色信號彈，隨後又看到月光下蜿蜒冰封的黑龍江時，心情十分激動，中蘇邊境就在眼前了！
剛滿16歲的我去黑龍江呼瑪插隊時，是準備參戰的，不過行李中最重的一個木板箱裏裝滿了我的主要藏書。除了馬恩列斯毛選集、魯迅選集和單行本、各種革命回憶錄和領袖傳記外，我和我的朋友們還帶了些當時被批判的禁書和文革前供中高級幹部閱讀的內部書籍。政治紀實類有錫蘭（現為斯裏蘭卡）古達瓦達納的《赫魯曉夫主義》、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夏伊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唐人的《金陵春夢》等。除了政治讀物，我還喜歡文學作品，外國文學類有狄更斯的《大衛?科伯菲爾》和《雙城記》、勃朗特的《簡愛》、巴爾紮克的《高老頭》和《歐也妮?葛朗台》、雨果的《九三年》和《悲慘世界》、司湯達的《紅與黑》等。中國文學類有四大古典《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西遊記》和《唐詩三百首》，現代作家的《家?春?秋》、《青春之歌》、《鐵道遊擊隊》、《敵後武工隊》、《林海雪原》、《野火春風鬥古城》、《苦菜花》、《小城春秋》、《紅岩》、《烈火金剛》等。曆史哲學類的有《論語》和《孟子》、周一良主編的《世界通史》，範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和《中國近代史》。
因為書少而想看的人又多，隻好按朋友的先親後疏、宿舍的先近後遠原則，大家挨個排隊交換看了。我的豎排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牛虻》等在生產隊裏也算是稀有的好書，這樣我便有了和別人交換或者優先閱讀其它好書的資本。真沒想到，在這舉頭就可看見蘇軍邊防哨所的前線，成了我苦讀聖賢的書齋。
林彪事件發生後，經隊裏領導同意，我在生產隊領了100元錢，準備在隊裏辦個圖書館。1975年回上海探親時，我拿著有黑龍江省公安局大印的邊境居民通行證，自然以省級公安人員的麵目混進了福州路上的供縣團級以上幹部購買的內部書店，說忘了帶介紹信，書店的一個姓洪的負責人看了我的證件，說了一句我兒子也在黑龍江插隊，同意讓我陸續選了100多元的好書，如《阿登納、戴高樂論中國》、《尼克鬆傳》、《納賽爾傳》、《多雪的冬天》、《人世間》、《你到底要幹什麼？》、《落角》等。此外還買了幾套公開出版的數理化複習參考書。
我和朋友把書背到了隊裏，放到知青食堂中新做的書櫃中，加上大家捐獻的一部分個人藏書，一個有數百冊書的圖書館就建成了。不僅有利於知青的讀書生活，連當地青年也受到感染紛紛前來借書。（也許這是劉琪的一個貢獻，就是這個小小的鄉村圖書館，燃起了許多知青向知識進軍的熱情！）
我插隊的察哈彥生產隊裏最初有200多個上海知青，人多勢眾，大多來自徐彙區，一半以上的知青文革前家境都比較富裕，也有一些藏書；文革中父母雖然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但依然有著相當廣泛的社會關係，能夠及時獲得各種信息。從而在我們生產隊裏形成了一個自學讀書、愛談論政治的氛圍。更重要的是我們幹活絕不比當地老鄉差，生產隊還得靠我們這批知青去倒大木修路搞副業增加收入，所以當地幹部也就不管我們的思想動態了，更不會來幹涉我們在收工以後看什麼禁書了。伴隨讀書興趣的增長，我們隊裏知青學習的風氣也越來越濃。很早就開始自發地在每天晚上學習數理化外語等知識，加上後來進入生產隊領導班子的知青也是個讀書迷，組織了不少讀書活動，學習似乎成了我隊知青除勞動站崗巡邏外最重要的精神生活。現在想起，在那樣的社會環境，在那樣一個邊遠的地方，竟有如此的學習氣氛，直是難能可貴。”
在遙遠的小村落察哈彥，因為有了劉琪這樣一批愛學習的知青，出現了這樣感人的一幕。無論狂風大作還是雨雪交加，到了晚上，幾乎每個宿舍都亮起了幾盞用拖拉機柴油點的油燈，大家各自看書學習（有時也會黑燈瞎火地在炕上聽一個人講從父親藏書中偷看到的《金瓶梅》等“黃色故事”），早上起來兩個鼻孔都是黑乎乎的。
一些知青朋友還自發地組織起學習小組，結合馬恩列斯毛著作還有各種通過非正常渠道流傳過來的內幕消息，討論各種社會現象和學習中的疑難。二十多年後，有知青調侃地說，我們當時討論的經常是政治局關心的國家前途問題。讀書也促使這些二十歲左右的孩子們試圖用書本理論來解決現實問題。除了利用所得知識為生產和生活服務，種植高寒地區沒有的蔬菜和水稻，進行農業科學實驗外，在1975年，劉琪他們生產隊的知青引經據典，從原著語錄、憲法、農村工作“六十條”出發，搞了一場真正的形“左”實“右”的反潮流。他們和縣路線工作隊進行了長達一個月激烈的辯論和策略的協商，破天荒地民主直選了隊委會，估計當時在全國範圍內也屬於創舉吧。最後還廢除了大寨式評工分，明確實施以責任製為基礎的定額計件包工式工分製，這樣使生產隊的工分值1工（10工分）從1969年6角到1975年底升到2元1角。誰能想到十多年後根本改變中國農村曆史的改革，在這個接近中國北極的小村落已經在知青的領導下先行“試點”了！
參加察哈彥的這次開創性的農村改革時，劉琪的實際身份是個小豬倌。因為年齡小個子矮，他下鄉沒多久就被隊長照顧去養豬，一幹就是六年。聰明能幹的小劉竟把豬養得比老鄉家的豬還白白胖胖，他還為每隻豬都起了名字。它們一聽呼喚自己的名字高興得直撒歡，喊哪隻豬那隻豬就會跑過來，十分聽話。小豬倌還被生產隊送到黑龍江雙城學習騸豬及獸醫技術、送到公社學習做發酵飼料，成了當地有名的養豬“小專家”。
但劉琪的心思並全都在養豬身上，他不甘心養一輩子豬。夏天早上和下午放豬時，他都帶上春蕾牌九管三波段半導體收音機和書籍，為防備對岸蘇聯邊防軍的越境綁架，有時還腰掛匕首，背上一把裝滿子彈的衝鋒槍護身。很有趣，當時代行劉琪職責的是他養的一條狗。他讓狗看著豬不讓它們禍害莊稼，自己鋪塊塑料布墊張麅皮，坐在地頭、泡子邊和江邊，或看書或學英語或聽廣播，居然還看完一本北京外國語學院一年級的大學教材。那時，劉琪時常站在空曠的莊稼地和山林江邊，像高玉寶一樣大喊：“我要讀書，我要上學！”那聲音在大山和大江之間回響，讓天地也為之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