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五子的遺體放在一間空房子裏，八天後，等小五的哥哥和姐姐從上海來後，才下葬在金山大隊附近向陽的坡上。縣委書記問他們有什麼要求，哥哥說：“人死了也不能複活，現在李金鎖還被關在縣拘留所裏，請領導把他放了，也不要給他什麼處份，他們家就這麼一個勞動力。”這樣，李金鎖就被放了出來，回隊後，接過別人轉交的小五子哥哥姐姐送的毛主席語錄和毛選，痛哭得泣不成聲，馬上到小五子的墓前連連磕頭。
開始幾年，村裏還經常有人去掃墓，後來知青陸續走了，也就沒人去了。1978年夏天，有個朋友從上海回呼瑪參加大學考試時臨行前，小五子的媽媽找到他，傷心地說：“你們這些好朋友現在都要回來了，就剩我家小五子一個人留在那裏，你考上大學離開呼瑪時，不要忘記去小五子那裏告個別，托人經常去看看他，我家小五子是喜歡熱鬧的，他最耐不得寂寞……”
聽劉琪講到這兒，我的眼淚也止不住了。一個白發母親對埋在大山的兒子的思念，讓每個人都心痛。
劉琪接著說，誰能想到，在我和生產隊其他五個知青從上海坐海輪去大連改乘火車回呼瑪時，又經曆了一件悲劇――
我們六人，五男一女，都是準備回黑龍江參加高考的，其中最有希望的當屬舒民安，大家都叫他阿安。他生在美國，兩歲時隨父母歸國，是文革前上海最好的重點中學上海中學的六八屆高中生，還當過中學裏的團支部副書記。阿安不僅學習好，人也正。拿現在人的眼光來看，他一本正經到了迂腐的程度。可就是這一特點，1975年冬天他被大家選舉當了大隊生產委員，帶著一夥老鄉和知青去幫十八站林場從林子裏向道邊倒運大木頭，這是我們那裏一年中最重要的副業。因為當時國營林場效率不高和機械化水平落後，每年冬天都要找各個生產隊的農民來幫忙完成國家計劃任務。倒大木來錢不光要靠大家拉的木頭立方米多，還要靠送禮打通林場上下的關係，好多計運材量。
阿安到了林場後，打前站的許會計得意洋洋地告訴他，今年林場給我們隊定的每立方米大木的工錢要高於往年，也是各公社中最高的，雖然請林場的武主任喝了三回酒，送掉十斤豆油，一百斤白麵，還是合算。阿安一聽就來火了：“我生下來就不會這一套，也不想學，現在辦什麼事，都要靠請客送禮，邪氣把正氣都給壓跑了。”人家開始沒吱聲，半個月後人家便在檢尺時百般刁難，號稱也是公事公辦，結果挨了知青的幾下硬拳。這下事情可鬧大了，阿安無可奈何地隨著許會計帶著禮物一齊向林場賠禮道歉，還請林場的領導喝了酒。在酒桌上，那位林場主任語重心長地對阿安說：“小夥子，好好學著點，別那樣死心眼，學校教你們的那套玩藝在社會上根本行不通。”
阿安當時沒吭聲，倒完大木回到隊裏的第二天，他突然向黨支部書記提出辭職，從此變得消極起來，經常不出工，躲在宿舍裏看書，寫東西。
1977年冬天，全國實行了文革後的第一次高考，阿安文科哲學底子很強，記憶力又好，連美國五十個州的全名都能背出，地理考了個99分，總分數也挺高，上海複旦大學曾想收他，由於父親的美國特務嫌疑問題還沒有解決，而阿安的政審材料裏還有收聽美國之音等敵台，散布反動言論的記錄，結果沒能上上學。後來地區招生辦曾打電話給他，有意補送他入地區師範學校，阿安一口拒絕了。
事後他對其他人說：“文革雖然結束了，到現在還在看家庭出身，不能真正實行擇優錄取，比科舉製度還不如，中國還有希望嗎？讓那個沒上過小學的派出所所長管政審，小題大做，我們知青是沒有出路了！”這話後來傳到公社派出所所長的耳裏，他氣急敗壞地說：“阿安這小子也太狂妄了，我雖然沒有什麼文化，但還是能管管他這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隻要我還在所長的崗位上，就不能讓社會主義大學裏混進他這樣有反動思想的人。”於是阿安和派出所所長的矛盾弄得人人盡知。
1978年春節，阿安回上海探親時，在區教育局工作的母親為了補償阿安受家庭問題連累而不能上大學的事，托了熟悉的醫生為他辦了有嚴重哮喘病的證明，要他趕快辦理病退回滬手續，阿安死活不肯。他說我要回城就光明正大地回來。當年的高考在即，這應該是他返城的最好機會了。他一反常態，不怎麼參加在上海複習的隊裏知青的聚會，老是一個人悶在家裏，房間裏堆了些黑格爾的哲學書和新出的內部書籍，根本沒有我們那樣廢寢忘食複習的氣氛。
5月底我們幾個知青準備回黑龍江參加7月高考的初試，約他一齊回隊。他讓我們先走，等到胖子買好船票，告訴他大家決定推遲一星期出發，和他一齊走，六個人正好湊夠一個三等艙的房間，他說：“這又不是拱豬三缺一，你們何必要等我這個倒黴透頂的人。”那天阿安帶著他那癟癟的旅行袋上了船，他臉色不太好看，在甲板上和胖子竊竊私語一番後，回到船艙裏和我們打了兩輪橋牌，拱了幾回豬都保持不敗記錄。
隨後他提議大家還是上甲板上看看海上日落，充分享受一下大自然。落日的餘輝把蔚藍色的東海海麵染成一片金黃，阿安望著周圍飛翔的海鷗，聽著戰友們對這美麗的景色的評價，一直默默無聲，忽然冒出一句話來：“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