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大官人有所不知啊……”老頭兒歎了口氣，對張陽絮絮而談。
大明朝立朝之初，便將備荒倉儲建設置於重要的位置。
朱元璋曾說：“務農重穀，王政所先。古者民勤耕稼之業，故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則餘三年之食，二十七年耕則餘九年之食，是以歲或不登，民無饑色，以儲蓄有素故也。朕屢敕有司勸課農桑，而儲蓄之豐未見其效，一遇水旱，民即饑困。故嚐令河南等處郡縣，各置倉庾，於豐歲給價糴穀，就擇其地民人年高而篤實者主之，或遇荒歉，即以賑給，庶使民得足食，野無餓夫。其有未備之處，宜皆舉行。”
他先是“令天下立預備倉，糴穀收貯以備賑濟”，後來又感到常平倉平抑糧價的作用不可低估，遂下詔：“今後宜令各府州縣設常平倉。每遇秋成，官出錢鈔收糴入倉。如遇歉歲，平價出糶。蓋米價不踴則物價自平，如此則官不失得，民受其惠矣。”
其後曆朝皇帝也多有強調，“令各處府按官督該司處置預備倉，以積糧多少為考績殿最”。
正德朝之前，弘治皇帝在位時，年景也算不錯，風調雨順，各地官倉大多糧食儲備甚多，可惜到了弘治末期、正德初期，各地貪官汙吏層出不窮，官倉之中的儲量大多以次充好，歲入糧食大多被陳糧替換，到了大旱之時，很多官倉所放之糧大多是黴變不可食之糧，其中以山東等地為最，以致民怨沸騰。
原本儲糧、放糧這樣一個惠民、救民之政，成了隻進不出，成了各級貪官上下其手的手段，若是平常年景也就罷了，在這樣大旱之年，更是讓百姓的境況雪上加霜，再加上年前席卷山東各地的馬瘟，逼反了大量馬戶，才終於釀成了楊虎揭竿而起的局麵。
而隨著楊虎等叛軍攻城略地，各地的備倉之糧，又成了資敵之物，各地官府連僅有的存糧也失去，更加重了災民之困，惡性循環之下，山東局勢這才一發而不可收拾。
老頭兒雖然不知道山東之外的情況，想來也是大同小異。
而在大明朝，除了官方賑濟之外，其實另外一項最重要的賑濟途徑是宗族賑濟。
大明朝建立以後，朱元璋為了恢複和重建元朝被破壞的封建宗法關係，從上到下，大力提倡建祠修譜、創立族田義莊，其所得租米，分與全體宗族成員，“供給衣食及婚嫁喪葬之用”，對於所有宗族成員都給予定量的糧食布匹，對婚嫁喪葬等給予補助，表現出普遍福利的性質，又對宗族子弟的讀書就學以及參加科舉進行物質激勵。
正因為如此，普通生活在族群之中的百姓，生活不隻能基本維持，而是得到較大改善，普通族人自不待言，“雖至貧者，不複有寒餒之憂”。
不過這樣的義莊大多出現於江南等富庶之地，而到了北方，這樣的宗族賑濟體係的力量自然遠遠不如，還無法起到能夠與戰亂、天災對抗的決定性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劉六、劉七所在的小山鎮，恰恰就是這樣一個宗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