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岑是俄國作家、哲學家、革命家,被譽為“19世紀中葉的伏爾泰”。他痛恨封建專製和“集體平庸”,以深刻揭露人生黑暗麵聞名於世。早在1928年,巴金就接觸了赫爾岑的代表作《往事與隨想》。20世紀50年代,他又翻譯了該書第5卷中的一部分——《家庭的戲劇》,晚年巴金更以多病之軀嘔心瀝血地譯完了該書的1、2卷。
巴金《隨想錄》的書名受到了赫爾岑《往事與隨想》的影響。“隨想”就是“隨時的感想”,也是隨時將個人的經曆沉澱為明晰的思想。這是一部講真話的書,是一部巴金晚年的精神史、心靈史。不僅有助於了解這位偉大人物的複雜性格,而且有助於了解造成這種不幸和悲劇的“荒唐的環境”和人類靈魂的“病理”。
巴金和赫爾岑的共同之處,是他們都在用血和淚寫作,因而他們燃燒的心能夠點燃讀者的心。他們都是在經過了一係列政治迫害之後,最終選擇了跟一切專製、專斷絕不調和的鮮明立場。跟赫爾岑詛咒沙皇尼古拉一世那樣,巴金也把他的筆變為掃帚、弓箭和解剖刀,矛頭直指“四人幫”。還有一點驚人的相似:他們都是在妻子病逝之後撰寫回憶錄,因此內容必然涉及“家庭悲劇”和“晚年的可怕故事”。兩人的回憶文字都帶有“雜語性”,文體不拘一格,比如巴金的《隨想錄》,除有隨筆、雜感之外,還有書信(如《答衛XX》)、序跋(如《靳以選集》序)、影評(如《談〈望鄉〉》)、書評(如《人到中年》)、遊記(如《訪問廣島》)、短論(如《衙內》)、學術小品(如《漢字改革》)……日常故事與宏大敘事、文藝評論與政治評論,在兩人的書中都得到了水乳交融般的結合。巴金跟赫爾岑有一個很大的不同:赫爾岑主要是以思想家和革命家的身份現身,他雖然也創作過小說《誰之罪》,但並不成功;而巴金主要是以小說家的身份現身文壇,他的《愛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抗戰三部曲》及一些中、短篇小說,藝術精湛,在中國現代曆史進程中產生了很大的啟蒙作用。此外,跟赫爾岑比較起來,巴金的《隨想錄》涉及麵沒有《往事與隨想》廣泛:後者除開涉及文化、政治領域之外,還涉及哲學、心理學和邏輯學等等。
巴金是魯迅的同時代人,也自稱是魯迅的讀者和學生。他曾帶著魯迅的作品走過好些地方。他跟魯迅一樣,都接受過日本白樺派的影響,相信“創作總植根於愛”。正是基於這種愛,他們也敢於憎恨毀滅一切美好事物的邪惡勢力。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巴金心裏還一直想著一個人,他就是魯迅。他要求自己學習魯迅:為了真理,敢愛、敢恨、敢說、敢做、敢追求。
巴金的《隨想錄》跟魯迅雜文有幾點相似:一是反對一切封建主義的流毒。巴金的《隨想錄》把矛頭指向“官氣”,指向“衙內”,指向“長官意誌”,指向個人崇拜……都是為了在社會主義中國肅清封建主義殘餘。他明確指出:“四人幫”販賣的全是封建的土產,“文革”中很多做法正是從封建社會學來的。但跟魯迅相比,《隨想錄》中似缺少魯迅《題未定草》(一至九)一類深挖舊文化積弊的文章。二是對“集體平庸”的揭露與批判。所謂“集體平庸”是指平庸的“眾數”對傑出“個人”的壓抑和摧殘。“集體平庸”是封建主義土壤上開出的曼陀羅花。魯迅指出:“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時常還不能饜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暴君的臣民,隻願暴政暴在他人的頭上,他卻看著高興,拿‘殘酷’做娛樂,拿‘他人的苦’做賞玩,做慰安。”(《熱風·隨感錄六十五》)巴金筆下的“文革”場麵,是魯迅上述論斷的有力證明。
不過,巴金的《隨想錄》比魯迅後期雜文呈現出更多的自省精神。巴金是主動把自己送上道德法庭的,他在《賣真貨》一文中說:“我的箭垛首先是自己;我揪出來示眾也首先是自己。”魯迅雖然也說過“解剖自己要比解剖別人更加不留情麵”一類話,但縱觀魯迅全部雜文,他的後期作品多屬“外攻”型,“內省”精神顯得比前期相對薄弱。這種情況是“腹背受敵”的現實處境造成的,不能苛求於先哲。
三、包弟·“文革”·新時期
這本來是三個可以不混搭的名詞,但因為特定的曆史機緣,卻在拙文中產生了某種內在聯係。
“包弟”是巴金家養過七年的一條黃毛小狗,會用前腳作揖,向主人討糖果吃,惹人喜愛。“文化大革命”紅衛兵“破四舊”,小狗也成了累贅和被迫害的對象。為了不讓犬吠聲招來紅衛兵抄家,巴老的大妹妹將包弟送到醫院做了實驗用狗。14年後,巴金為了償還心靈的欠債,撰寫了《小狗包弟》一文,收入《隨想錄》中的《探索集》,控訴那個人畜性命都難以苟全的歲月,並深為自己的逆來順受而感到羞恥,在懷念中向這條小生命表示深深的歉意。2010年下半期,《小狗包弟》選進了中學教材。有關教學參考資料指出:“作品最深刻的意義,還在於對‘文革’的無情揭露,它從一個特殊的角度——狗的命運中,客觀地暴露了‘文革’時那非人年代的某些特點,以及那一段特殊的曆史給善良正直的人民所帶來的近乎毀滅性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