淩叔華涉入的“剽竊門”，引發了魯迅與陳西瀅的一場惡戰，責任主要在陳西瀅。作為淩叔華當時的男友（他們1924年相識，1926年7月結婚），陳西瀅撰寫了一則《閑話》，刊登於1925年11月21日《現代評論》周刊第2卷第50期；此文收入《西瀅閑話》時，標題改為《剽竊與抄襲》。該文通過曼殊斐兒（Katharine Manstield）對契訶夫作品的借鑒，巧妙地澄清了淩叔華的《花之寺》並非剽竊。如果文章到此為止，那應該說是處理得比較妥善。問題嚴重的是，陳西瀅在這則《閑話》中首先對魯迅施放了一支暗箭：“可是，很不幸的，我們的批評家有時實在太宏博了。他們俯伏了身軀張大了眼睛，在地麵上尋找竊賊，以致整大本的剽竊，他們倒往往視而不見。要舉個例麼？還是不說吧，我實在不敢再開罪‘思想界的權威’。”“思想界的權威”，這是當時《民報副刊》廣告上給魯迅戴上的桂冠；“整大本的剽竊”，是影射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剽竊了日本鹽穀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這當然傷害了魯迅，激怒了魯迅，使雙方的論爭更趨情緒化。魯迅在《不是信》一文中十分認真地進行了辯解：“鹽穀氏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它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係圖》，也是根據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其它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證據是和他的所說還時常相反。”魯迅有獨立準備的鐵證，是他撰寫《中國小說史略》之前已輯佚了《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小說舊聞鈔》等珍貴史料，其分量超過《小說史》數倍，為撰史奠定了深厚根基。今天讀來，上述輯佚之作雖有漏收佚文、誤標作者、版本等不足，但其篳路藍縷之功仍不可沒。由此可見，將“剽竊”的暗箭射向魯迅，是不實，不公，不敬！
這場衝突之後，陳西瀅又撰寫了《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一文，認為魯迅回憶故鄉風土人情的作品“都是很好的”。尤其指出了魯迅塑造的阿Q典型將會不朽。不過，魯迅並不領情，因為同一篇文章從總體上否定了魯迅的雜文，又割裂了創作成就跟作家人格的關係。魯迅1935年初選編《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二集》時態度則持平得多。他不僅不計前嫌，收入了淩叔華的小說《繡枕》，在序言中對她作出了評價；而且還指出跟他處於對立營壘的《現代評論》“比起日報的副刊來，比較的著重於文藝”，更顯示出一種寬容大度的大家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