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訪問台靜農先生時還跟他談過一件極其私密的事情。我告訴他：內地有人說他曾經加入過中國共產黨，後來脫了黨；又有人說他是托派。證明台靜農參加過地下黨的是跟我十分熟悉的一位前輩劉亞雄，建國後她曾任勞動部常務副部長，交通部顧問。台靜農曾幫助她跟黨組織接過關係，後一種說法則來自人民大學教授尚鉞。對於後一種說法台老堅決否認。他說，抗戰時期，他跟陳獨秀同住四川江津的白沙鎮，故經常交往，但隻談文字學，不談政治，跟中國托派組織完全無關。說此番話時，他隨手拉開抽屜，捧出一摞陳獨秀當時寫給他的信件，內容都是談文說字。我建議台老把這段經曆寫成回憶文章，他頷首表示同意。對於前一種說法台老不置可否。他含糊回答了一句：“反正當時我結交的不是共產黨人就是左派人士。這都是五十年前的事情啦！”
在台灣文化界，台老頗負盛名——他培養的一批學生也是台灣文壇的佼佼者，如林文月、施淑、齊益壽等。但也有訾議之聲。比如1999年9月，我到台北敦化南路拜訪李敖，他認為台老有兩個缺點：一，膽怯。證據是台老來台之後噤若寒蟬，從未寫過憶念魯迅的文章，反而在胡適麵前自稱“門生”“後學”；二，疏懶。證據是一部《靜農論文集》，所收諸文曆時55年，平均每天隻寫了十九個字。一天隻寫十九個字就成了大學者，可見台灣學術標準的離譜。
對於李敖的第一個看法。我當時就發表了己見。我告訴李敖，從1928年、1932年到1934年，台靜農因從事進步活動先後被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三次逮捕，特別是第二次被捕期間，他的大兒子也因居無定所受冷成病早逝，給他造成難以愈合的傷痛。酷烈的沉默是由專製暴政造成的。因此，我們應該追究造成國民沉默的社會政治原因，而不應該苛求於沉默者。至於台靜農跟胡適的交往，應該始於上世紀二十年代。台靜農曾請胡適幫忙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未名社骨幹韋素園的譯作，他離京去廈門大學任教，胡適也是介紹人。所以他在胡適麵前自稱“門生”“後學”並沒有什麼奇怪。
李敖對台老的第二點批評，我認為也站不住腳。衡量一個文化人學問的深淺，單純用著作的字數來判斷是片麵的。春秋時代老子的五千言，也許能勝過當下某些學者的五十萬言、五百萬言。更何況學者當中有些人的個性就是述而不作，引而不發，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今年9月台老的未完稿《中國文學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發行，有學者就指出書中的真知灼見隨處可見。比如他對唐代作家沈佺期、宋之問、杜審言的論述，就單刀直入，探驪得珠。台老在講授魏晉南北朝文學時將佛教文學專辟一章，也是具有開拓創新意義。
我在訪問台靜農先生時還跟他談過一件極其私密的事情。我告訴他：內地有人說他曾經加入過中國共產黨，後來脫了黨；又有人說他是托派。證明台靜農參加過地下黨的是跟我十分熟悉的一位前輩劉亞雄，建國後她曾任勞動部常務副部長，交通部顧問。台靜農曾幫助她跟黨組織接過關係，後一種說法則來自人民大學教授尚鉞。對於後一種說法台老堅決否認。他說，抗戰時期，他跟陳獨秀同住四川江津的白沙鎮，故經常交往，但隻談文字學，不談政治，跟中國托派組織完全無關。說此番話時，他隨手拉開抽屜，捧出一摞陳獨秀當時寫給他的信件，內容都是談文說字。我建議台老把這段經曆寫成回憶文章，他頷首表示同意。對於前一種說法台老不置可否。他含糊回答了一句：“反正當時我結交的不是共產黨人就是左派人士。這都是五十年前的事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