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文化界，台老頗負盛名——他培養的一批學生也是台灣文壇的佼佼者，如林文月、施淑、齊益壽等。但也有訾議之聲。比如1999年9月，我到台北敦化南路拜訪李敖，他認為台老有兩個缺點：一，膽怯。證據是台老來台之後噤若寒蟬，從未寫過憶念魯迅的文章，反而在胡適麵前自稱“門生”“後學”；二，疏懶。證據是一部《靜農論文集》，所收諸文曆時55年，平均每天隻寫了十九個字。一天隻寫十九個字就成了大學者，可見台灣學術標準的離譜。
對於李敖的第一個看法。我當時就發表了己見。我告訴李敖，從1928年、1932年到1934年，台靜農因從事進步活動先後被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三次逮捕，特別是第二次被捕期間，他的大兒子也因居無定所受冷成病早逝，給他造成難以愈合的傷痛。酷烈的沉默是由專製暴政造成的。因此，我們應該追究造成國民沉默的社會政治原因，而不應該苛求於沉默者。至於台靜農跟胡適的交往，應該始於上世紀二十年代。台靜農曾請胡適幫忙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未名社骨幹韋素園的譯作，他離京去廈門大學任教，胡適也是介紹人。所以他在胡適麵前自稱“門生”“後學”並沒有什麼奇怪。
李敖對台老的第二點批評，我認為也站不住腳。衡量一個文化人學問的深淺，單純用著作的字數來判斷是片麵的。春秋時代老子的五千言，也許能勝過當下某些學者的五十萬言、五百萬言。更何況學者當中有些人的個性就是述而不作，引而不發，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今年9月台老的未完稿《中國文學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發行，有學者就指出書中的真知灼見隨處可見。比如他對唐代作家沈佺期、宋之問、杜審言的論述，就單刀直入，探驪得珠。台老在講授魏晉南北朝文學時將佛教文學專辟一章，也是具有開拓創新意義。
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擅長書法的不乏其人。比如劉半農的書法遒勁有力，豐子愷的書法充滿禪意，葉聖陶的書法疏朗灑脫，老舍的書法充滿童真童趣，沈從文的書法質樸敦厚，陳獨秀的書法瀟灑淋漓，周作人的書法從容圓潤，鬱達夫的書法奔放灑脫，俞平伯的書法工整大氣，徐誌摩的書法挺拔有力，梁實秋的書法瘦勁方正……至於魯迅、郭沫若、錢玄同等更是獨具風格的書法大家。台靜農的書法，受晚明書家倪元璐的影響最深，最終達到通會前賢、不拘一格的勝境。完全可以說，台老的書法造詣，是他人格理想、才華稟賦、精神境界和國學素養的綜合體現。至於他作為作家、學者的成就跟作為書法家的成就孰高孰低，那就隻好留待方家評估和曆史裁決了。
我拜訪台老，距今已有26年。不知怎地，台老庭院中那株芭蕉仍不時呈現在我的眼前，清晰如昨。那天雨打芭蕉的聲音，也如同那首《雨打芭蕉》的民樂，不時在我耳邊奏響。宋代詞人吳文英有一首《唐多令》：“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颼颼。”在我心目當中，那雨打芭蕉的淒惻之聲，跟台老的孤獨鄉愁已經渾然融為一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