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社的正式成員除魯迅和霽野師外，還有台靜農、曹靖華和韋素園、韋叢蕪兄弟，共六人。社務最初由韋素園主持，但1926年底他大量咯血，一病不起，社務由霽野師義務主持，為此花費了他青年時期最美好的五年時光。魯迅認為未名社是一個“實地勞作，不尚叫囂的小團體”，成員都“願意切切實實、點點滴滴的做下去”；雖然存在期不長，卻出版了不少“相當可看的作品”，“在文苑裏卻至今沒有枯死的”。
有人因為未名社的台靜農、韋素園、韋叢蕪跟霽野師都出生在安徽省霍邱縣葉集鎮，就驚歎於這個地方“人傑地靈”，將他們四位並稱為“未名四傑”。但霽野師發自內心地反對這種提法，他並不認為葉集這個小鎮真的風水好，而且認為除開魯迅以外，未名社其他成員“都無大成就”（1975年11月7日致陳漱渝信）。他認為他們之所以“小有虛名”，是因為“討了時代的便宜”（1986年5月8日致鄒十踐信），因為五四以後文壇人才較少，翻譯人才更少，所以應該用“未名社成員”這個提法取代“未名四傑”的提法。
當然，魯迅對未名社也有所批評，如認為他們“疏懶一點”，“小心有加，潑辣不足”，又向來不發展新成員，以至於社務乏人。魯迅更不滿的是未名社後期有的人“所取多於應得”。不過，魯迅的這些批評均見於私人信函：有的是出於對同人的厚愛——愛之深，責之嚴；有的是出於誤會；有的是明確有所指，如認為“所取多於應得”、說話“往往不可信”的是詩人韋叢蕪，而不是其他人。未名社1931年準備結束的根本原因，是因為社員情況發生了變化：韋素園由於重病英年早逝，魯迅在上海，台靜農、曹靖華基本不過問社務，韋叢蕪情況則更為複雜，一言難盡……但直至臨終之前，魯迅對未名社的基本評價並未改變，對霽野師的友情也未改變。
在研究未名社的過程中，必然會碰到一個頗傷同人感情的問題，那就是魯迅批評未名社經濟管理不善。這也是導致魯迅1931年宣布退出未名社的直接原因。魯迅同年10月27日致曹靖華信中提到，未名社欠他三千餘元版稅，答應結清，而尚未付，擔心會要不回來了。事隔40多年，曹靖華先生準備把魯迅致他的信結集出版。霽野師建議曹先生在此信後加一注釋，說明所欠魯迅版稅後來大致已清，但被拒絕。曹先生表示他當年遠在蘇聯，不了解社務，而且對魯迅的書信不能隨便加注。這樣就使得在韋素園病後長期主持社務的霽野師難免背上黑鍋。
碰巧的是，1975年我發現了魯迅1935年11月14日致章雪村的信，白紙黑字證明未名社所欠魯迅版稅“大致已清”。我又提供了另一份魯迅博物館保存的《未名社賬目結束清單》，由霽野師和韋叢蕪共同簽名蓋章，李何林先生親筆代寫，把賬目交代得更加清楚。真相是：霽野師應取版稅126437元，結束時尚存60197元，並未擅用未名社公款。透支版稅的是韋氏兄弟：韋素園長期臥病，欠社款1667668元；韋叢蕪有病，經濟上又欠檢點，也透支853933元。韋叢蕪本人也承認，他長期向未名社出版部借錢，1929年7月至10月，每月借二三十元；後來“逐漸提高到五六十元，甚至七八十元，這給未名社出版部增加了沉重的負擔”（《未名社始末記》）。霽野師顧及當年跟韋叢蕪的交情，不願向上海的魯迅說明真實情況，更不願刺激命在旦夕的友人韋素園，隻能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但好在40年後，這些隱情終於大白於天下，還了霽野師一個清白。他多次表達了對我的謝意，視我為“朋友”，也正是這個原因。
未名社的正式成員除魯迅和霽野師外，還有台靜農、曹靖華和韋素園、韋叢蕪兄弟，共六人。社務最初由韋素園主持，但1926年底他大量咯血，一病不起，社務由霽野師義務主持，為此花費了他青年時期最美好的五年時光。魯迅認為未名社是一個“實地勞作，不尚叫囂的小團體”，成員都“願意切切實實、點點滴滴的做下去”；雖然存在期不長，卻出版了不少“相當可看的作品”，“在文苑裏卻至今沒有枯死的”。
有人因為未名社的台靜農、韋素園、韋叢蕪跟霽野師都出生在安徽省霍邱縣葉集鎮，就驚歎於這個地方“人傑地靈”，將他們四位並稱為“未名四傑”。但霽野師發自內心地反對這種提法，他並不認為葉集這個小鎮真的風水好，而且認為除開魯迅以外，未名社其他成員“都無大成就”（1975年11月7日致陳漱渝信）。他認為他們之所以“小有虛名”，是因為“討了時代的便宜”（1986年5月8日致鄒十踐信），因為五四以後文壇人才較少，翻譯人才更少，所以應該用“未名社成員”這個提法取代“未名四傑”的提法。
當然，魯迅對未名社也有所批評，如認為他們“疏懶一點”，“小心有加，潑辣不足”，又向來不發展新成員，以至於社務乏人。魯迅更不滿的是未名社後期有的人“所取多於應得”。不過，魯迅的這些批評均見於私人信函：有的是出於對同人的厚愛——愛之深，責之嚴；有的是出於誤會；有的是明確有所指，如認為“所取多於應得”、說話“往往不可信”的是詩人韋叢蕪，而不是其他人。未名社1931年準備結束的根本原因，是因為社員情況發生了變化：韋素園由於重病英年早逝，魯迅在上海，台靜農、曹靖華基本不過問社務，韋叢蕪情況則更為複雜，一言難盡……但直至臨終之前，魯迅對未名社的基本評價並未改變，對霽野師的友情也未改變。
在研究未名社的過程中，必然會碰到一個頗傷同人感情的問題，那就是魯迅批評未名社經濟管理不善。這也是導致魯迅1931年宣布退出未名社的直接原因。魯迅同年10月27日致曹靖華信中提到，未名社欠他三千餘元版稅，答應結清，而尚未付，擔心會要不回來了。事隔40多年，曹靖華先生準備把魯迅致他的信結集出版。霽野師建議曹先生在此信後加一注釋，說明所欠魯迅版稅後來大致已清，但被拒絕。曹先生表示他當年遠在蘇聯，不了解社務，而且對魯迅的書信不能隨便加注。這樣就使得在韋素園病後長期主持社務的霽野師難免背上黑鍋。
碰巧的是，1975年我發現了魯迅1935年11月14日致章雪村的信，白紙黑字證明未名社所欠魯迅版稅“大致已清”。我又提供了另一份魯迅博物館保存的《未名社賬目結束清單》，由霽野師和韋叢蕪共同簽名蓋章，李何林先生親筆代寫，把賬目交代得更加清楚。真相是：霽野師應取版稅126437元，結束時尚存60197元，並未擅用未名社公款。透支版稅的是韋氏兄弟：韋素園長期臥病，欠社款1667668元；韋叢蕪有病，經濟上又欠檢點，也透支853933元。韋叢蕪本人也承認，他長期向未名社出版部借錢，1929年7月至10月，每月借二三十元；後來“逐漸提高到五六十元，甚至七八十元，這給未名社出版部增加了沉重的負擔”（《未名社始末記》）。霽野師顧及當年跟韋叢蕪的交情，不願向上海的魯迅說明真實情況，更不願刺激命在旦夕的友人韋素園，隻能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但好在40年後，這些隱情終於大白於天下，還了霽野師一個清白。他多次表達了對我的謝意，視我為“朋友”，也正是這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