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1987年未名社經濟事再起風波。這年9月，霽野師在《魯迅研究動態》第2號上讀到了韋叢蕪的《未名社始末記》一文，反應十分強烈，甚至退回了魯迅博物館增聘他為魯迅研究室顧問的證書，這是我們始料不及的。我當時的想法是，除開霽野師所寫的回憶文章之外，其他有關未名社的史料保存不多，既然韋叢蕪有這樣一篇未刊稿，也不妨刊登出來供研究者參考。凡回憶文章總難免有主觀色彩。如果韋文有失實之處，其他人指出訂正也就可以了，不會有明白人對回憶錄的說法全部采信。最近通讀霽野師文集中所收的書信，才知道他盛怒的原因：一是因為他懷疑這篇文章是韋叢蕪的親屬提供的。這是誤會。韋叢蕪這篇文章原保存在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是我看到後交魯迅博物館的刊物發表。文章寫於1957年3月3日，刊登時，韋叢蕪已經去世9年了。二是因為韋叢蕪的文章中說到1931年未名社準備結束時，他從開明書店領到一張三千元的支票，請周建人轉交魯迅。霽野師認為這是韋叢蕪在無中生有，是對魯迅和周建人二位的大不敬。因為未名社欠魯迅的307366元，是直到1935年11月才由開明書店大致結清。韋叢蕪文中所提“三千元支票”一事，霽野師跟李何林早已給他去過信，指出這是誤記。如今原封不動地重新發表這種誤記，會把好不容易澄清的那潭水重新攪渾。中國傳統道德最重誠信，欠債不還是被人鄙薄之事，更何況是欠了魯迅的錢未還？所以，站在當事人的立場，霽野師認為刊出韋素園的文章實屬“荒唐”，實屬“混賬”，並無不可理解之處。如果發表這篇文章事先征求霽野師的意見，並在韋文誤記之處加條注釋說明真相，這一場風波也就不會發生了。這是因我疏忽導致的過失，是我一生中應該吸取的一大教訓。
魯迅跟未名社之間發生的版稅糾紛本屬經濟問題，不過後來也有學者往政治方麵硬扯，其根據是魯迅1931年11月10日致曹靖華信中的一句話：“霽野久不通信，恐怕有一年多了。”這位學者分析道：“這是很普通的一句話，但毋庸諱言，又帶有較強烈的感情色彩。因這一年是白色恐怖極為嚴重，魯迅處境十分艱難的一年，他盼望朋友來信的心情是相當殷切的……”這段分析給我的印象是：霽野師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裏跟魯迅疏於聯係，是出於對“白色恐怖”的恐懼，害怕被魯迅株連，大難臨頭獨自飛，使殷切盼望朋友關心的魯迅失望、傷心。這種理解顯然不符合魯迅的本意。魯迅寫這封信的原因，是由於遠在蘇聯的曹靖華想將一部短篇小說譯稿交未名社出版，要跟霽野師聯係，但是霽野師1930年秋已受聘至天津河北女子師範學院任英語係教授兼主任，由韋叢蕪來負責未名社的社務。霽野師一年零八個月未給魯迅寫信，僅僅是對有關社務問題“不願說，也無從說起”（《魯迅先生與未名社》，第5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7月出版），跟“白色恐怖”雲雲是完全不搭界的。
談到霽野師的政治傾向問題，他晚年還遇到一件極不愉快的事情。1987年8月，《新文學史料》第3期刊登了一篇《魯迅同斯諾談話整理稿》。1936年四五月間，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前夫人海倫·福斯特擬定了一份采訪魯迅的問題單。她當時正在撰寫一篇題為《現代中國文藝運動》的長篇論文，準備收入斯諾選編的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集《活的中國》，而後再進一步擴展成一部《現代中國文學史》，所以問題涉及範圍相當廣泛。斯諾從北平到上海，當麵征詢了魯迅的意見，並把魯迅的回答直接記在問題單上，事後又補充自己的回憶，加上自己的看法，整理成了這份“談話紀要”。“紀要”中有一句話涉及霽野師：“李霽野是翻譯家，傾向右翼。”
由於這段“談話紀要”既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又有明顯的訛誤和不準確的措辭，並沒有經過魯迅審定認可，所以《新文學史料》編輯部於當年9月25日召開了一次座談會，邀請部分在京的老作家和學者進行討論，我也忝列為參加者之一。會後霽野師跟另一位與會者圍繞“傾向右翼”的問題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
現在反思起來，當年的論爭雙方都動了感情，使一個原本簡單的問題變得複雜化了。其實，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不會再有人單純用政治傾向來評價學者、作家和翻譯家的學術功過。說到“傾向右翼”，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胡適，但現在不也對胡適的是非功過平心靜氣進行了具體分析嗎？
至於霽野師是否“傾向右翼”，他已經用自己93年的生涯進行了有力的證明。我認為，霽野師雖然並不熱衷於從事實際政治活動，但確是一位被五四狂飆喚醒的新型知識分子。他的老家葉集就在紅軍大別山區根據地以內，跟革命根據地金家寨相隔隻有90裏，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如惲代英、瞿秋白對他產生了直接影響。他的友人如任國楨、趙赤坪、範文瀾、曹靖華、韋素園、李何林、台靜農等不是共產黨員就是進步人士。未名社存在期間還掩護過王青士、馮雪峰、宋日昌、鄭衛華、王林、李俊民、潘漠華等一批黨的幹部。1928年，他的二弟李耕野也參加了中國共產黨。1946年秋，他應許壽裳先生之約到台灣任省編譯館名著編譯組主任，熱情宣傳五四新文化，1949年4月逃離白色恐怖籠罩下的台灣，到南開大學外語係任教。1956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時有人把他的入黨說成“歸隊”，因為組織上早就把霽野師視為自己人了。試問，世界上會有這種“傾向右翼”的作家、學者嗎？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專家唐弢在《新文學史料》編輯部召開的座談會上說：“魯迅一向對未名社成員有好感，如對曹靖華、韋素園、台靜農等都很好，對李霽野也如此，我懷疑這個‘傾向右翼’的‘李霽野’，可能是未名社的另一翻譯家韋叢蕪之誤。”我認為唐先生這一判斷完全正確。這可以用韋叢蕪本人的回憶來印證。韋叢蕪在《未名社始末記》一文中寫道：1930年7月，他計劃跟周作人合作辦一份“純文學性”的《未名月刊》。“這時青君（按：指台靜農）在中法大學預科教書，霽野在孔德學院高中部教書，我把這件事情告訴了他們，征求他們的意見。出我意料，他們竟說我是用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來辦未名社出版部，違反了未名社的傳統。至於辦純文學性的《未名月刊》，他們更不讚成。並且說魯迅先生在上海參加了左聯，我們應該在北平響應他。我當時覺得他們的意見很積極，大概也可以代表魯迅先生的意見，因而認為自己思想落後了。他們提議辦一個旗幟鮮明的左聯刊物……”請看，政治上左翼、右翼的分界，在如何辦《未名月刊》的問題上就是這樣涇渭分明！魯迅在20世紀30年代成為了左翼文壇公認的盟主，台靜農是北方左聯的籌備人和常委。霽野師也與李俊民、楊剛等參與了北方左聯的籌備工作，並由評論家以群先生介紹，列名於左聯成員名單。可見，魯迅認為韋叢蕪當時“傾向右翼”是符合實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