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澄清以上問題必然還會涉及埃德加·斯諾。斯諾是眾所周知的美國進步記者，一位熱愛中國的異邦人，也是魯迅的朋友，但他整理的談話記錄稿中出現不少錯誤，也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一是由於他當時對中國文壇的情況了解有限，二是由於語言的障礙，或口頭翻譯失誤。我們首先應該肯定斯諾是“賢者”，同時也不必“為賢者諱”，比如斯諾撰寫的《西行漫記》，率先比較全麵、比較客觀地向全世界報道了中國的紅色根據地，功不可沒；但書中也有瑕疵和失誤。我為此寫過一篇史實考證的文章。斯諾和宋慶齡之間也彼此視為朋友，但斯諾在《複始之旅》一書中對宋慶齡有好幾處歪曲和錯誤的報道。宋慶齡認為這樣描述自己既不誠實也不友好，坦率地寫信告訴了海倫·福斯特·斯諾，並鄭重地委任路易·艾黎向斯諾本人轉達。（參閱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編譯：《宋慶齡來往書信選集》，第460至46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斯諾接受了這些意見，認為宋慶齡的批評“很有道理”。（愛潑斯坦：《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第609頁，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
斯諾整理的這份談話記錄除了對李霽野的評價有誤之外，還把《晨報》副刊當成了《申報》副刊，把艾寒鬆當成了杜衡，把戴望舒誤為穆木天。據這份“談話整理稿”，魯迅“不喜歡但丁”，認為他是“一個很惡的人”。但魯迅的準確意思是：“回想起來，在年青的時候，讀了偉大的文學者的作品，雖然敬佩那作者，然而總不能愛的，一共有兩個人。一個是但丁，還有一個，就是陀思妥夫斯基。”（《陀思妥夫斯基的事》）為什麼魯迅當年對但丁缺乏親近感呢？他後來在《寫於深夜裏》一文中作了解釋：“我先前讀但丁的《神曲》，到《地獄》篇，就驚異於這作者設想的殘酷，但到現在，閱曆加多，才知道他還是仁厚的了：他還沒有想出一個現在已極平常的慘苦到誰也看不見的地獄來。”可見魯迅閱讀但丁的感受也有一個深化和變化的過程。在這份並未正式發表的談話記錄中，把霽野師說成“傾向右翼”，絕對不能代表魯迅的觀點。
前文提到，霽野師是魯迅扶持、獎掖的文學青年，霽野師對魯迅的感念之情更是至深！未名社出版的第一本書就是魯迅翻譯的《出了象牙塔》。接著出版的還有魯迅的譯著《小約翰》，雜文集《墳》，回憶散文《朝花夕拾》。霽野師對魯迅的敬愛，還表現在珍愛魯迅手稿這種細小的事情上。魯迅對自己的手稿並不在意，一般的報刊和出版社發表作家文章後也將原稿毀棄，以致流失到小販手中用來包油條，但未名社卻將魯迅的文稿另抄到副本付印，使《朝花夕拾》的手稿完好保存至今，實屬不易。霽野師1936年4月從英國歸來，第一件事就是到上海拜訪魯迅，留下了愉快難忘的印象；萬沒想到半年後魯迅遽然去世，這次竟日長談之後師生從此天人永隔。霽野師在當年10月20日給許廣平信中說：“霽從師逾十年，所蒙情惠無量，常感愧。”同日致友人孔另境信中說，他跟魯迅“相處逾十年，深知此公熱情滿腔，是一難得的真誠心，一旦失去，頗感生之空幻”。為了同樣以真誠心回報魯迅的情誼，他長期協助許廣平照料魯迅在北平的母親和遺孀，甚至墊錢接濟魯迅之母。當時周作人月薪逾400元，但1938年1至9月，周作人隻給老母送過15元零用。周作人夫婦間月去看一次母親，坐坐而已，他們的孩子是從不上門的，可見友情有時能勝親情。1976年，霽野師決定撰寫《魯迅先生與未名社》一書。他同年2月19日致我的信中說：“我所以決定寫點兒有關未名社的事，主要是你的督促，此外也因為可以減少誤傳。”李師母劉文貞回憶，霽野師撰寫這些回憶魯迅的文字，常常情不自禁，老淚橫流。也就是在撰寫這些文字的日子裏，霽野師常常夢見魯迅，醒後有隔世之感，曾作詩記之：
一
握手言歡一瞬間，重溫四十餘年前。
堪傷死別與生離，難訴心頭事萬千。
二
恩師遺訓未嚐忘，益友音容憶斷腸；
夢裏相逢頻回顧，中宵不寐細思量。
霽野師跟魯迅相識相交12年，撰寫這兩首詩時年已72歲。我跟霽野師相識相交22年，馬年歲首撰寫這篇憶念文章的時候，我已73歲。時光都哪兒去了，我也真搞不明白。在《李霽野文集》（九卷本）中，收錄了霽野師給我的書信54封，留下了他扶持提攜我的文字記錄；但他實際寫給我的書信應該超過此數。在霽野師離我而去的18年中，我以他為榜樣，筆耕不輟；也努力學習霽野師的風骨品格，對國家、對師友常懷感恩之心，在遇到坎坷曲折時也力圖像他那樣坦然麵對。1984年初，霽野師將1928年至當時的五十多篇隨筆結集為《溫暖集》，書前用英國詩人蘭多（Walter Savage Landor,1775~1864）的一句詩作為序詩：
我在生命的火前，
溫暖我的雙手，
一旦生命的火消沉，
我願悄然長逝。
一個人何時“悄然長逝”，往往不是本人能夠決定的事情。但親情、友情、師生之情，都是生命之火的燃料。它不僅一直溫暖著我這顆畏寒的心，還將用無限的光芒照亮我十分有限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