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徹底走了，我沒有和她一起離開爸爸，也許這樣我的心裏可以有一點點平衡，畢竟拋棄我們的是媽媽。媽媽留下了一封信，寫道：“我已經不喜歡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歡我了。我是經過一年半長時間考慮的，你要的不是我而是你的創作，我不願增加你的困難。你不在的日子，我已經習慣了沒有你。我把你新近寫了兩部稿費彙票共三十萬一並留給你。你不要來尋我，即或是寫信來，我亦是不看的了。”
爸爸接過信，好比當頭一棒，一瞬間身心俱滅。外邊日光燦燦，耳邊滋擾的蟬聲依舊響亮，可也無礙了，心是沉到水裏的靜。
從那以後爸爸再也沒有晚回過家了，他似乎把所以的心思全部花在我的身上，對我的愛近乎極致，這讓我惶恐不安。隻是爸爸的臉上明顯蒼老了很多，他再也沒有寫過一篇文章，整天買醉，隻是每天都還不忘了到我房裏和我聊天，最後總是會說：“雪兒，你是爸爸最愛的人。”
二零零六年二月十八日，爸爸醉倒在一個普通的酒店裏。人們發現他的時候，他已經沒有呼吸了，醫生說是酒精中毒而死。
爸爸安靜地躺在醫院的病房裏，身體下墊著一床藍灰色的毯子，沒有蓋任何東西，頭朝著房門，臉朝外，眼和嘴都閉著，頭發很短，手和腿自然平放，遺容安詳，出奇的瘦。
我努力想象著爸爸在死亡的那一瞬究竟在想些什麼，卻始終都無法找準那個入口。我的腦海裏如電影結束後銀幕上那一片亮閃閃的空白。
爸爸的遺容安詳，他是否已經原諒了媽媽的絕情，可又為何忍心拋下我一個人？對於爸爸而言，幹幹淨淨且安安靜靜地死去，也許是最好的結局。因為爸爸活的太累了，這幾個月他似乎流盡了一生的眼淚，喝夠了他幾輩子的酒，隻是還是未能喚回媽媽的心。
其實，死亡對於爸爸來說已經沒有任何的恐懼，它隻是生命的一個必然手續罷了。在爸爸放書稿的抽屜裏，我找到了一份“最終遺囑。”遺囑中寫道：一、一旦辭世，所有財產歸於女兒淩雪兒。二、希望立即火化，骨灰就葬在老屋不遠的公園裏。
對於爸爸，死並不是最大的意義，但是他骨子裏的清高讓他不允許自己妥協退讓。對他來說，也許隻是一種解脫抑或是寄托。
爸爸死的時候，我隻有十八歲，一個遊漾的靈魂。爸爸留下來的財產，是媽媽走的時候留下的，我不想用媽媽留下來的錢，因為那樣我會瞧不起自己，也對不起我和爸爸這麼久的辛酸與痛苦。我已經不是以前的我了，感情老了一些，不再像少年；我已經忘了當年的夢想，不再仰頭對天，也不再讀詩聽音樂。每天，我認真地讀書做筆記，和同學交互討論功課，甚或者無聊地嬉戲；認識了一些新朋友，也隨之招來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煩。我的生活平靜安逸，也許，有一點小小的無趣。
我想離開這個地方，這個城市，走得遠遠的。每天，我都在算，還有多少日子我就可以揮開這個桎梏。雲飛曆上密密麻麻地被我用紅筆一格一格地做了記號，每過一天就劃下一個橫，牆上早已布滿傷痕了。那是我空白青春上唯一的記號。
高三開始，經由同學的介紹和報紙的征求廣告，我開始接一些翻譯的工作，翻譯一些羅曼史小說和錄影帶字幕稿，賺的錢雖然不多，但比起在工地做雜工，著實好得太多。有線電視發展蓬勃後，類似的翻譯工作跟著多了起來；“聽譯”價碼高，投資報酬合算，我幹脆利用下午沒課的日子要電視台兼差。
隻要有時間，不管什麼工作，我都不挑；聽譯也好，羅曼史稿也好，隻要有錢賺，時間又許可，我一定會把這筆錢賺到。靠著這些收入，勉強足夠應付我的生活和日子。
十九歲的春天，我開始放縱自己，我想尋找一個家，紮築一個巢，如種子般落地生根。我趕走一次又一次的晚餐，麵對一個又一個的陌生；我微笑地對著每一張探詢的容顏，耐心地傾聽一遍遍可能的地久天長。我總是笑，又笑，擦著厚厚的粉，抹紅紅的胭脂。
我隻是想尋求一個倚靠，一個累了可以讓我休枕的臂膀。我已經忘了當年所有的夢；忘了我想離開這座小城的渴盼。我隻是，想要一個屬於自己的家。我出入各種社交場所，酒吧、迪廳、夜總會，我盡可能的讓自己變壞，我想在我離開這座小城之前留下點什麼，讓我可以痛恨自己，也以此來報複那個自私的以為物質優於一切的狠心女人。
高考成績公布的那天，我來到了父親的墓碑前，似乎是一個虔誠地女兒對於父親厚重的愛難以承受的回報，那張濱海藝術大學錄取通知書顯得有點像是在嘲笑，我居然以省城最高分考入了一所藝術大學。這讓我即喜且悲，喜的是我終於可以圓我的音樂美夢了，悲的是我高出錄取分數線太多，這麼久的磨難已經讓我忘了微笑的感覺，我發誓我要讓母親後悔當初的決定，也許隻有這樣才能告慰在天堂父親，這將是一條不歸路，而我已經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