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以前，特別是西周時期，中國的主要官僚製度，就是世襲製。貴族永遠是貴族，貴族的兒子生下來就是貴族，大小官職都是世襲繼承，老爹過世兒子來，以文言文的說法，叫“世卿世祿”。
這樣的製度的改變，是從春秋時期開始的。先是一些有實力的卿大夫，開始有了家臣，然後就是一些破落的貴族離開原先的家族，外出闖世界，憑借自身的才能獲得任命。但在當時的年代裏，這樣的情景還是非主流。
而到了轟轟烈烈的戰國變法年代，新型的用人製度更成了大潮，所謂的世卿世祿，更成了浮雲。各國的主要人才，外來人才極多，其中草根出身的尤眾，“舉賢”的理念取代了往日的世襲，越來越多的底層人才有了更多出頭的機會，攪動了這個風起雲湧的時代。
而在各國掀起的變法狂潮中，大家殊途同歸的一條，就是確立新的用人製度，廢除往昔的世襲製度。以清朝曆史學家趙翼的說法，戰國時期諸如蘇秦、張儀成功與否，商鞅這類人物，他們的功過是非有待評判，但公認的一條貢獻，就是開創了中國曆史“布衣為相”的先例。而比這些草根上位已屬以往不能想象，而各國官僚製度的改變更是更翻天覆地的。
首先直觀的一件事，就是將相分立。最典型的代表，比如“將相和”的典故，老將廉頗向藺相如負荊請罪，留下千古美談。但實際上這樣的千古美談，也就隻能是自戰國起才會有，因為之前的春秋時代，將相的職權，基本都是不分家的。
從戰國開始，除了楚國之外的幾個主要國家，政治製度都有一個類似改革：專門設置了負責行政事務的相和負責軍事的將，這也就是“將相”關係的由來。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在戰國時代，相的稱呼往往是叫“相邦”，直到西漢開國，為了避諱漢高祖劉邦，才改成叫“相國”。今天很多戰國題材的電視劇，管呂不韋之流叫“相國”，分明就是要把劉邦穿越來的節奏。
隨著這兩個部門的分離，相關的新型配套部門，也如雨後春筍般建立，比如秦國和趙國，就有了掌握財政的內史，趙國的都尉負責管理人事任免，韓國的少府，除了管理稅收，還要負責武器鑄造與研發。而在武將方麵，將軍之下也有各種尉職，用以輔佐軍務，這類新型官職，對於兩千年中國封建政治製度，影響都非常深遠。
與新型官職相對應的，就是新型的官吏任免製度。
戰國時期還沒有科舉，但這並不妨礙草根階層的出頭。國君選拔人才的方式，除了舉薦還有招賢，比起春秋時代的世襲製度來，這已經前進了一大步。但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事的任免權力，完全掌握在國君的手中，特別重要的一條是，國君通過授印來授予官員權力，因此從戰國起至清末，官員倘若丟掉官印，都是幾乎要掉腦袋的大事。
同樣重要的一個改變，就是俸祿製度。
戰國時期的官員工資，通常都是用穀物來支付。各國的工資標準也不同，比如在魏國做相國，基本就是“食祿千鍾”，標準高工資，齊國相對更大氣，齊宣王當年為了挖孟子，許了“萬鍾”的高工資，但還沒留住人。
而除了這種直接支付外，還有一種福利，就是封地。戰國有很多高官，在獲得官職的時候也獲得了封地。可和春秋時代不同的是，大多數官員，對於封地隻有使用權而沒有繼承權，一旦任期到期下課，封地也大多要原樣交回。以韓非子的說法，就是“主賣官爵，臣賣智力”。
這個關係的改變，才是跨時代的。春秋時代的國君和大臣，雖說是上下級，但彼此卻是一種世襲的關係。到了戰國時代卻不同了，國君和大臣已經是一種完全的雇傭關係。以前是吃祖宗的飯，現在要吃國君的飯。國君說話，比起春秋年代，真是膽大氣粗。
而膽大氣粗的國君，做另一件事也就得心應手：考核製度。
既然吃著國君的飯，那麼就要被國君管，不再世襲的士大夫們，命運也從此被國君捏住。
而官員考核製度，也因此發生變法，掌握考核大權的，首先是相，也就是“相邦”，但除了少數幾位權傾朝野的人物，絕大多數的相邦，都是直接對國君負責。以荀子的說法，列國每年都要由相邦主持，對官員進行考核，而考核的結果判定，則完全由國君來主持。這在春秋時期，基本是不可想象的。
而在戰國年代，對於地方官來說，這種考核也有一個名稱：上計。“計”就是統計的簿冊，上麵記載著田產、人口、土地等事項，年初時做好規劃，年終時由國君一一對照，進行考核。這樣的考核模式，也沿用了中國整個封建社會。
也正是從這樣的改變裏，我們不難看出戰國時代戰爭擴大的重要原因。比起春秋時代的集體負責，話語權更大的戰國國君們，自然可以放開手腳，為爭霸兼並大打出手，每個國家的戰爭動員能力和指揮效率，比起春秋時期，可謂高速進步。
正是在這樣的高速運轉中，戰國時代轟轟烈烈的爭霸大戲開場了。
而比起三家分晉之類的爆炸新聞，真正催動戰國早期戰爭大戲的，卻是另一個勁爆事件：田氏代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