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對於今天來說，申不害的一大別號，依然有著振聾發聵的意義：法術士。其中的“法”，就是強調立法法製，即有完備的法律，確保變法的勝利進行。其中的術，則是指實現的手段，即用靈活的手腕，確保法的實行。這種手段與思想結合的理念，對於後來王安石、張居正等變法家，也是影響深遠。
而放在當時，申不害的變法，首先也是從法律的修訂和確立開始的。以申不害自己的話說：“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正輕重，所以一群臣也。”也就是說國君行使權力，就好比用秤稱重一樣，法律就是秤，有了法律才能駕馭群臣。完備的立法是一個國家走向強大的必經之路。在這樣的理念下，韓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修法運動，韓國的法令完備，哪怕比起商鞅變法來，也是毫不遜色的。
然而更可貴的是，除了立法完備，申不害更強調有法必依，法律重的不是條文，相反正是執行力。哪怕是國君，也不能憑借著自己的個人好惡玩弄法律條文，有法律就必須遵守，即使國君也不能違法。所謂“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翻譯成白話，就是事實依據，法律準繩。在申不害看來，一個國家守不守法，正是一個關係生死存亡的大問題。
申不害的這幾條思想，首先強調的，就是對國君權力的限製，這樣的思想放在戰國時期，可以說大逆不道。但為什麼韓昭侯對於申不害，卻是百分百地支持呢？因為在這些關於法律的堅決規定背後，更隱藏著申不害一個最討國君歡心的思想：“術”。
所謂“術”，以堂皇的理由解釋，就是實現法治的方式，但具體到申不害的思想上，其實就是指一件事：國君的專製獨斷。
強調法治的申不害，同時又是君主專製的絕對倡導者，在他的眼裏，隻有實現了國君的絕對權力，不受任何人幹涉的絕對話語權，才有可能實現他理想中真正意義的法治。這個思想在他的《申子》中，被稱為“獨斷”。也就是國君的威權，不受任何外力的挑戰。所謂“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者”，正是申不害一直在努力宣揚的“術”。
這樣的思想，作為國君，誰都會百分百地歡迎。而更讓韓昭侯感到高興的，卻是申不害的“術”，絕非一個空洞的宣言，相反更有實現這話語權的靠譜方式。
在申不害看來，一個國君想要說一不二，掌握生殺予奪大權，在政治爭鬥中，時刻立於不敗之地，歸根結底，隻要做好一件事：“無為”。
然而這個思想，才是申不害的變法思想中，最有別於其他任何一國的妙筆。列國的變法主張，都在為加強國君的話語權而努力，例如當時的兩大強國齊國和秦國，都在以加強國君權威和職責的方式，來強化對變法的堅持，申不害卻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看來，隻有無為的國君，才是大有為的君主。
為什麼這麼說呢？
申不害解釋說，一個國君最失敗的地方，不是讓大臣們覺得他很笨，相反恰恰是讓大臣們覺得他很聰明。如果大臣們感到自己的國君常年明察秋毫，那麼他們的第一反應，就會挖空心思繼續欺騙國君。隻有國君擺出一副無為的麵孔來，才能卸掉大臣們心頭上的包袱，大臣們猜測不透國君們內心的真實想法，才會真正老老實實地為國君工作。而且和別家變法派不同的是，在“無為”這條上，申不害也確立了分工原則：每個官職都有自己的職責分內所在，大家各司其職，國君的工作不是要代替這些官員們幹活，而是監督好他們，不讓他們犯錯誤，這樣整個國家的效率，才能夠真正得到提升。
以《史記索隱》的作者司馬貞的觀點說，申不害的變法，無論成敗與否，有一個效果無可非議：建立了一個封建王朝最為高效的行政運轉體製，即“尊君卑臣，崇上抑下”。而比起上層行政體製的設計來，申不害的另一個創舉，就是“經濟建設”。
戰國時期的列國變法，經濟領域的內容，基本都大差不差，幾乎都是廢井田開阡陌，承認封建土地所有製，把新興的封建土地製度，納入國家財政體係的軌道，給予保護和扶持，從而增加收入，振興經濟。
申不害的思想，也非常類似，但相對有所不同的是，他把農業生產抬到了極高的地位上，所謂“四海之內，六合之間……曰貴土”，也就是土地是最珍貴的財富，而國家要想稱霸天下，也必須“國富而粟多也”。因此在申不害當政時期，獎勵農耕的政策極多，農業生產也抬到了極高的地位上。
而同樣被申不害十分重視的，則是韓國的手工業，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韓國手工業的技術基礎十分強大，而申不害的改革，更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在申不害的堅持下，韓國加重了官營手工業的職權，而且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手工業考核體製，尤其影響後世的一件事是：每一件韓國出產的兵器，上麵都標注了工匠的名字，哪個兵器出問題，立刻就追究工匠的責任，韓國的寶劍與弓弩，從此馳名天下，都是拜這嚴格管理所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