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比起李悝、商鞅等人，申不害在韓國的變法話語權上，那也是相當大的，他共擔任韓國國相十五年，其間文武大權獨攬，除了負責行政事務，軍事工作也是一把抓，他還主持了韓國曆史上著名的軍事改革，把貴族自家的私兵收歸國有，和國家的兵馬混搭訓練，從此以後貴族沒有了兵馬特權，力量逐漸削弱，國君的威權大為加強。這件事當時在韓國引起的爭議和阻力最大，但在申不害的靈活手腕和強硬動作下，到底辦成了。
在這場痛苦的改革中，韓國的軍事實力，也一度煥然升級。而申不害的個人聲望，也在韓國軍事改革完成後，一直如日中天。但風口浪尖上的申不害，自始至終保持的，就是對國君韓昭侯不貳的忠誠。
然而，作為申不害的領導，韓昭侯除了對申不害有百分百的信任外，更以其獨特的駕馭手段，令申不害始終誠惶誠恐，比較有名的一件事是：有段時間申不害也曾因為自己功勞不少，一度飄飄然。有一次竟然大模大樣，要求韓昭侯封自己的一個堂兄做官。沒想到韓昭侯卻冷冷拒絕了，申不害開始還不解，甚至一臉的不情願，但韓昭侯接下來的一句話，卻嚇得申不害全身冷汗：“您一直教育我不能被情緒左右，嚴格依法辦事；您說今天這事，我要是聽了您的，就違背了您的教育；要是不聽您的，就讓您不高興，您說我該怎麼辦？”就這一句話，申不害立刻麵容改色，忙不迭地向韓昭侯請罪。從此也百分百知道，這位國君是個不容易糊弄的人物。之後的很多年裏，他一直保持著對韓昭侯百分百的尊重，換得韓昭侯百分百推心置腹的信任。這個君臣同心的掌故，是中國古代史上一段美談。
一肚子委屈的申不害
申不害對韓昭侯，一度底氣十足，也來自於他底氣十足的業績。
以一個相國來論，申不害變法的成績，可以說相當優秀，所謂“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韓”，也就是國家經濟發展迅速，列國諸侯都不敢來欺負韓國。這十五年變法時代，也是韓國曆史上難得的，不曾遭到外來侵擾的黃金時代，以業績來說，十分的強大。
但比起同時期戰國其他國家的變法來，韓國卻顯得弱多了。
作為三家分晉後經濟最發達的國家，韓國卻不曾像趙國魏國那樣，有過笑傲戰國時代的風雲歲月，最強大的表現，也不過是申不害變法時期那樣，僅免於挨打而已。為什麼會這樣呢？
以法家大師韓非子的觀點，這個問題的症結，還是出在申不害自己身上。
申不害改革的最重要環節，就是立法，但是其最大的漏洞，也是立法，申不害口口聲聲認為立法是國家重器，有法必須執行，但同樣又把執行法律的關鍵，寄托在國君自身的威權上，這就帶來一個極為矛盾的結果：為了實現國君的威權，所有嚴格的法律條文，都必須為國君服務，同樣一句話的法律解釋，可以根據不同的需要，解釋出不同的結果來。精心製定的法律，也就成了為國君專製服務，肆意被篡改的工具。
而更嚴重的後果是，申不害為了能夠減小變法的阻力，並沒有像商鞅、李悝那樣大破大立。商鞅變法最典型，在確立新法的同時，對秦國舊有的法律基本都盡數廢除；李悝在魏國的變法，也基本是踩著奴隸製舊規矩的屍首前進，唯獨申不害弄起了平衡，他的“術”思維，漏洞就在這個地方：晉國時期的法律，在韓國都還有保留，申不害卻又頒布新法，而且當新法和舊法發生衝突的時候，完全就是以利益的需要，來選擇偏於哪一方。這樣的做法，減少了變法的阻力，同時卻也讓陰魂不散的舊法，成了韓國進一步改革的最大負擔。
然而最讓申不害感到失敗的是，他這樣的權術，為的是減少變法的阻力，但適得其反的是，就是這樣的縮手縮腳，使本來應該成為變法保護的法律，反而在申不害過世之後，成了反對變法的最重要屏障。以韓非子的話說，當申不害活著的時候，可以按照他的意願隨意解釋法律的條文，可是當申不害過世後，反對者們也有樣學樣，同樣一條法律，今天可以支持變法，明天就可以廢除變法，韓國的落後，也就在此。
但申不害對這個問題，也是一肚子委屈，以申不害自己的話說，絕不是他自己縮手縮腳，相反是對他一直畢恭畢敬的領導韓昭侯掉了鏈子。以韓昭侯自己的話說，就是“法度甚不易行也”。申不害一直寄希望國君可以乾綱獨斷，但最諷刺的事實是，恰恰是他的領導韓昭侯，是對於新法最遊移不定的人物。以申不害著作裏的話說，每次韓昭侯剛同意一件國策，卻在左右的勸說下改弦更張，且沒有了戰爭威脅後，韓昭侯也沉迷於享樂，變法的經濟成果，基本都被他用來大興土木，這樣的韓國，可以在申不害時期保持國家安全，但距離走向富強，依然道路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