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比自耕農更慘的，就是佃農。佃農，基本就是奴隸製社會的奴隸轉化而來的，比起奴隸們的悲慘生活，他們的境況顯然要好得多，他們租種地主的土地，有自己的生產農具。但是每年收成的一半要交給地主，同時還要承擔土地的賦稅，這樣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維持溫飽就更加困難了。佃農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破產的自耕農，他們遇到水旱災害，無力承載國家的賦稅，隻好扔下土地逃亡，依附於地主家中。《呂氏春秋》裏就曾記錄過：“在秦趙長平之戰時，由於秦國不斷通過增加賦稅的辦法來保證前方供應，造成大量自耕農逃亡，許多自耕農寧願依附在地主家裏做佃農。”
比起雇農來，佃農還算好的，因為雇農不但沒有土地，更沒有農具。他們有的給地主家做傭工，有的甚至在農忙時節，給富裕的自耕農幫傭。他們的生活水準，已經直追當年的奴隸，韓非子的書中曾說，三個雇農的經濟收入，都不足以奉養一個老人，足見經濟狀況之悲慘。
戰國時期同樣是有奴隸的，當時大工商業地主家裏，依然豢養著大批的奴隸，他們隻有食物，沒有收入，有的甚至和牛馬一起放養。但這樣的局麵已經不是戰國的主流。戰國時期，是地主和農民這一對封建社會關係正式確立的時期。中國封建社會的雛形，已經在這一時期奠定了。
拚的就是高科技
戰國生產體係和社會結構的變化，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生產水準的提升，確切地說，就是中國工農業生產科技的高速躍進。如果用橫向對比來說的話，戰國之前的中國，在生產水準上，與同時代的西方奴隸製國家是同步的，而戰國之後的中國，卻已經把當時的世界遠遠甩在了身後。
戰國首先突飛猛進的生產進步，就是農業的進步。諸侯爭霸，表麵打的是軍事力量，本質打的卻是錢糧儲備，所以戰國時期的諸國，在農業技術改進上都不惜血本。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大量鐵製農具的使用，根據新中國成立後的考古發現，北到遼寧，南至廣東，都有戰國中晚期的鐵製農具出土。比如河南輝縣的戰國魏墓，曾經一次出土鐵器160件，其中農具有58件，鐵農具和先前的石製、木製農具的最大區別：一是生產效率提升，二是可以完成深耕，原先無法被發展成耕地的荒地，因為鐵農具的出現，完全可以被開墾成良田，而且越來越多的個體自耕農，也可以因為鐵農具的使用大力墾荒，擁有自己的土地，這不僅僅是一種生產方式的改變，更是一種社會結構的改變。
而另一個推動戰國農業發展的技術，就是牛耕。戰國時期，牛耕已經作為一種普通耕作方式被大力推廣，用牛耕作，就好比現代農業的機械化耕作。不但生產效率大大提升，而且還改變了戰國時期的農業生產比例。
在戰國之前，諸國中公認的農業強國，當屬中原的晉國和東方的齊國。然而在戰國之後，西北的秦國一躍成為頭號農業強國，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從商鞅變法開始，秦國大力推行牛耕。然而，他們本身就有豐厚的畜牧業儲備，耕牛的儲量極其豐厚，所以推廣牲畜耕作，也就比其他六國得天獨厚。當時的秦國不但有牛耕，還有馬耕，而且秦國還有“國家福利製度”，隻要是開墾荒地的農戶，國家就給予牛馬補貼，即免費提供牛馬等牲畜，這就使秦國的農業水準在短短幾年內有了飛速發展。
秦國之所以能夠在數次大戰中獲勝，特別是打贏諸如長平之戰等相持戰，其雄厚的國家錢糧儲備成為重要原因。一種耕作方式的改變，使戰國時期中國的經濟版圖出現了顛覆性變化。
戰國農業的進步，另一個重要創舉，就是在肥料上有了大的改變。戰國時期已經有了“糞種”，即運用動物的骨頭和麻子煮成汁攪拌，作為肥料來增加土地的產量。荀子在他的《富國篇》裏也曾說過：“施糞肥田，這是農民該做的事情。當時的農業肥料，除了糞肥外，還有把野草燒成灰做成的綠肥。”
這兩種肥料，之後一直不斷發展，沿用到整個中國封建社會，戰國時代著名的學派“農家”，對於農業的耕作技術，有非常詳盡的總結和闡述，包括深耕技術、糞肥的培育，以及種子的識別和種植，這些在戰國時期都已經形成了完善的理論。秦始皇時期欲逐六國賓客，李斯就以水稻種植為例，勸諫秦始皇，他說“原本隻在南方種植的水稻，都能夠在秦國紮根，何況六國的人才呢”。這番話不但使秦始皇改變了“排外”的主意，更足見此時水稻在南方種植之廣。
戰國時期農業產量的變化，我們從魏國名臣李悝的自述裏就可看出一二，李悝認為戰國初期的魏國，一畝土地的產量是一石半，而在使用鐵器農具以及使用肥料後，產量最高可以提升四倍，最少也可以提升一倍。也就是說，戰國時期的一畝土地，產量最高當在三石到六石之間。即使是最普通的一石半，根據英國學者李約瑟的記錄，比起同時期的歐洲來，也至少要高一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