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社會，民主規則意識的成長，除受租界西人講秩序的社會實踐感染之外，近代上海先進知識分子對西方民主製度的介紹和報刊的鼓吹，對上海社會起到了規則製度的啟蒙作用。
蔣敦複早在19世紀50年代，就通過《華盛頓傳》介紹了美國的民主製度。意指隻有民主，才能形成好的製度，才能製定社會廣泛認同的規則，民眾才能自覺的按規則行事。書中引用華盛頓的話：“有國而傳子孫，私為；權重而久居之，亂之基也。”馮桂芬19世紀60年代著說直陳，中國在政治製度方麵，“君民相隔不如夷”，指出中國沒有民主選官的製度，沒有規則可循。
19世紀70年代起，上海各類報刊上討論中西製度異同、褒揚西方民主製度的文章日趨增多。報刊的鼓吹使中西政製的差異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為適應這種需要，1875年6月12日出版的《萬國公報》，特發專文“譯民主國與各國章程及公議堂解”，具體介紹了西方的民主原則、三權分立製度，以及與此相適應的天賦人權思想、社會契約思想。以後，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廣學會相繼出版了一批介紹西方政治製度、民主思想的著作，如《佐治芻言》等。
19世紀末，上海社會的民主精神漸濃，紳商界開始努力按民主原則組織社團，製定規則，依章行事。如，1895年上海市民的自治組織南市馬路工程局、1905年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在機構設置、章程製訂、行事原則等方麵，多仿效租界，具有鮮明的民主製度色彩。同期成立的上海商務總會，其組織方式、機構設置亦參照租界西人成立的外國商會，實行民主會議製度。製定規則、遵循規則逐步成為近代上海的一種城市精神。
二、近代科學文化對規則意識的培育
規則意識本質上是一種科學精神。科學精神具有理性、創新、求實的特征，是在社會實踐中追求真理、尊重規律的精神。科學精神崇尚進步，改造愚昧，擯棄主觀和因襲的隨意和逃避，促進人們遵循規則。
科學精神提升社會的規則意識，促進人的解放。當有規則可循，知道應該按什麼規矩行事的時候，人就獲得了行動的自由和主動權；相反，當人們不知做事規則或沒有規則可循的時候，就會無所適從，行動是談不上自由的。
傳統中國社會講究的是沒有剛性約束力的情感和道德自律，不講理性規則，致使組織意識淡漠，社會效率低下，責任界限模糊，社會惰性十足。近代上海經過民主精神的啟迪，科學精神樹立起來，市民的規則意識逐步提升。人們認識到，城市秩序要靠規則來維護，各行各業都要有適應的規則，才能正常運營，社會才會有安全感。社團組織的發展就是人們重視規則行事的重要標誌。
近代上海社會，民主規則意識的成長，除受租界西人講秩序的社會實踐感染之外，近代上海先進知識分子對西方民主製度的介紹和報刊的鼓吹，對上海社會起到了規則製度的啟蒙作用。
蔣敦複早在19世紀50年代，就通過《華盛頓傳》介紹了美國的民主製度。意指隻有民主，才能形成好的製度，才能製定社會廣泛認同的規則，民眾才能自覺的按規則行事。書中引用華盛頓的話：“有國而傳子孫，私為；權重而久居之，亂之基也。”馮桂芬19世紀60年代著說直陳，中國在政治製度方麵，“君民相隔不如夷”，指出中國沒有民主選官的製度，沒有規則可循。
19世紀70年代起，上海各類報刊上討論中西製度異同、褒揚西方民主製度的文章日趨增多。報刊的鼓吹使中西政製的差異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為適應這種需要，1875年6月12日出版的《萬國公報》，特發專文“譯民主國與各國章程及公議堂解”，具體介紹了西方的民主原則、三權分立製度，以及與此相適應的天賦人權思想、社會契約思想。以後，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廣學會相繼出版了一批介紹西方政治製度、民主思想的著作，如《佐治芻言》等。
19世紀末，上海社會的民主精神漸濃，紳商界開始努力按民主原則組織社團，製定規則，依章行事。如，1895年上海市民的自治組織南市馬路工程局、1905年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在機構設置、章程製訂、行事原則等方麵，多仿效租界，具有鮮明的民主製度色彩。同期成立的上海商務總會，其組織方式、機構設置亦參照租界西人成立的外國商會，實行民主會議製度。製定規則、遵循規則逐步成為近代上海的一種城市精神。
二、近代科學文化對規則意識的培育
規則意識本質上是一種科學精神。科學精神具有理性、創新、求實的特征，是在社會實踐中追求真理、尊重規律的精神。科學精神崇尚進步，改造愚昧，擯棄主觀和因襲的隨意和逃避，促進人們遵循規則。
科學精神提升社會的規則意識，促進人的解放。當有規則可循，知道應該按什麼規矩行事的時候，人就獲得了行動的自由和主動權；相反，當人們不知做事規則或沒有規則可循的時候，就會無所適從，行動是談不上自由的。
傳統中國社會講究的是沒有剛性約束力的情感和道德自律，不講理性規則，致使組織意識淡漠，社會效率低下，責任界限模糊，社會惰性十足。近代上海經過民主精神的啟迪，科學精神樹立起來，市民的規則意識逐步提升。人們認識到，城市秩序要靠規則來維護，各行各業都要有適應的規則，才能正常運營，社會才會有安全感。社團組織的發展就是人們重視規則行事的重要標誌。
近代上海科學精神的養育得益於近代上海文化事業的進步和興盛。前已述及，上海是晚清興辦“洋務”事業的重鎮。開展洋務運動需要學習西方近代製造、經濟、科學技術等各項事業的知識。興辦洋務，需要通曉洋務的人才，而傳統的舊式教育體製和教育內容無法滿足培養洋務人才的需要，因而興辦新的教育事業，翻譯西方科學知識，成為洋務運動的基本內容之一。興辦新學、學習新知的過程，也相應養育了科學精神。
近代上海創建的譯書機構和新式教育事業為科學精神的培育做出了突出貢獻，具有重要的近代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