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近代上海工商業經濟的不斷發展和繁榮，各籍商人後來在上海不斷成立同鄉會組織。同鄉會組織是同籍人士的交流互助組織，但它沒有會館公所那樣穩固的經濟和物質基礎。很多同鄉會還要依靠同鄉會館公所的經濟支持、辦公場所的提供等幫助。如潮州旅滬同鄉會在上海的活動，就取得了潮州會館的經費支持。
清末至民國期間，外地很多大城市的會館公所先後衰落，而上海同時期的會館公所卻繼續發展，新的會館公所繼續建立，社會影響不斷擴大，在一定範圍內起到了穩定作用。清末科舉製度廢除後，北京的大批科試會館改為同鄉會，變為同鄉辦事機構，凝聚力下降，其他地區的此類科試會館大都消失了。民國期間，包括蘇州、揚州、南通等這樣的商業城市的工商會館也因戰亂或被軍閥部隊駐兵占領而衰落，有的地區的會館公所因長期無人管理而荒廢，例如江都的潮州會館就荒廢了。上海同時期仍然新建了很多會館公所，如：1912年福建晉江、惠安兩縣旅滬商幫聯合建立的晉惠會館，1915年建立的洞庭東山新會館，1915年建立的揚州公所，1919年建立的淮安六邑會館，1919年建立的浦東公所，1922年建立的吳江公所，1936年建立的河南會館等。
戰亂時期，有的會館公所發揮了非常明顯的社會協調作用。如民國期間，江蘇南通的潮惠會館被軍隊占據，南京的潮州會館救援無效，致函上海的潮州會館請求支援。在上海潮州會館的協調之下，南通駐軍最終歸還了潮惠會館的房產。
近代上海會館公所長盛不衰的基本原因在於：一是經濟來源持續不斷，各籍商幫在近代上海都有大的發展，加上會館自身的房產或土地經營，實力雄厚。二是近代上海沒有經曆其他地區那樣頻繁的戰爭兵燹。三是近代上海的經濟社會發展對會館公所的社會作用有客觀需要，會館公所的凝聚、協調、溝通等作用在近代上海有很大的發揮空間。四是會館公所的鄉籍情感的象征作用在近代移民城市不可或缺。五是會館公所的組織機製和活動方式不斷更新。
二、近代上海會館公所建立的曆史原因
近代以來，上海的會館公所這種商業社會的民間社團大量建立、不斷發展，有一些基本的曆史背景。
上海開埠在客觀上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展現出巨大的發展潛力，吸引著各方商人，特別是巨商大賈前來投資經商。“鴻商善賈，廉五貪三操計，然籌策者，蹱接肩摩，日無虛晷”。在滬據有一席之地，以便日後不斷發展遂成為各籍商人的普遍願望。傳統上，建立會館公所是客籍人士置業客居之地的必然選擇。“仕宦商賈之在他鄉者，易散而難聚，易疏而難親，於是立會館以聯絡之”，“組織公所，研究商情，為同業力謀公益”。
近代上海是充滿機遇和風險的社會，促進了客商的聯合。特別是麵對外商的傾銷及掠取原料的競爭，他們組織會館公所，力謀抵製。《山東會館創立碑記》中說：“今者，商務日興，……上海繁富，蹈重瀛，挾巨資，以謀傾我商業者，不可勝數。奇技淫巧，起徒手至巨萬者。皆是也。而吾鄉之商於斯者，猶循舊規，力與為敵，以樸為經，以勤為緯，倘能矗立於中外互市之秋”，“今會館之成立，群策群力，力謀恢張，攬利權之要，而馳域外之觀”。而來自中國各個不同地區的商人也因商業上的利害關係，競爭加劇，按地區按行業進行組合的公所也逐步建立起來。同治年間，浙江乍浦的靛業商人來滬，因初來乍到，草創之處，受到上海本地靛商的激烈競爭和排斥，後來“幸有負才望者出而創立鄞江會館，設規矩，定章程，方才立住足”，“主賓鹹然悅服”。川沙的土木業與寧波紹興的在滬木工業因搶奪生意，彼此摩擦有年，甚至雙方發生鬥毆。最後以各建公所，劃定範圍，平息了事。南京、蘇州在滬玉幫業因爭搶地盤，交鬥爭訟長達七、八年之久，最後也以各建公所、劃定範圍，相安無事。上海的會館公所就是在中外商業競爭中，為了“團結同仁，捍禦外侮”，抵製外國經濟侵略，以及“聯絡同業之聲氣，維持同業之信用”，以“獨標一幟於商戰劇烈之世界”普遍地建立起來的。
鴉片戰後，由於外國商品的大量傾銷，沿海沿江地區自給自足自然經濟開始遭到破壞，來滬謀生者絡繹不絕。江浙地區本來地狹人稠，賦重稅多，人民生計艱難，此後，失地、缺地農民有增無減，大批勞力被迫離開農村，流向城市。一部分人來到上海，從事各種經營活動。浙江《四明公所創立碑記》中說：“四明襟江帶海，地狹民稠，鄉人除耕讀外，多出而營什一之利。”《上海徽寧思恭堂緣起碑》中說：“宣歙多山，犖確而有田，商賈於外者，什七、八。”然而來滬謀生並非易事，“童而出，或白首而不得返，或中途違折，殮無資，殯無所，或無以歸葬，暴露於野。蓋仁人君子所為而傷心，而況同鄉井者乎？滬邑瀕海，五方貿易所最重，宣歙人尤多。”同鄉、同仁有見於此，乃“共切桑梓之誼，創立一會，專為本籍同業中之貧苦者給棺柩，死亡者施賑恤，安魂妥魄起見”。為了賑恤旅滬貧病孤苦的同鄉，於是起而組織地區性的會館公所。
上海會館公所的大量創立與國內政局的變動不居有直接關係。清同光年間創立的會館公所最多，與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引起的大量難民湧入上海有關。1860年後，太平天國經略東南。江浙兩省大部分落入太平軍之手。各地地主、官僚、商人，其中也不乏農民、手工業者紛紛來滬，僑居避難。《創建上海江寧七邑公所碑》記中說：“當是時，都人士流亡繈負而來者，絡繹於道，顧地為華夷互市之區，五方雜處，重以流民，因而街市之間，肩摩趾接，居室則囂雜湫隘，荒地畝輙百餘金，老死者至不得殯厝處。它族或購屋作殯房者，又靳不相假；鄉之人仿為之者，輒苦集資不充，才買地數畝而已。”同邑人士顛沛流離、落難滬濱的淒慘情景引起同鄉有力者的無限同情，於是起而組織江寧七邑公所，集資購地，施棺掩埋，或運櫬返鄉安葬。又如同治初年，蘇州失陷後，洞庭山各商因避難來滬者日增，以“固有之惠安、固仁、體仁三堂合並，公建莫釐三善堂，為同鄉會聚之所，寄棺之處”。鎮江旅滬流民，在兵燹之後，每遇疾病，死亡暴露，也於1874年（同治十三年）建立了京江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