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華界與租界的社會管理不統一，同為租界的公共租界與法租界，也是各自獨立決策和獨立管理的。三界相鄰的地方往往成為各方管控的盲點和飛地。
華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邊界線就像“國境線”一樣。在三界交界的海格路（華山路）上，一邊是清朝穿皂衣的警察，一邊是法租界身高馬大的白俄警察，另一邊則是麵黑如漆、頭纏紅布的印度巡捕，這三種人分別在各自的地界站崗巡邏。三界的武裝力量恪守“界河”，不能越界行事，中國的警察不得進入租界追浦人犯，同樣，外國巡捕也不得進入華界。1914年，袁世凱政府為了讓法租界當局在界內捕捉反袁誌士，竟慷慨地讓法租界擴充了13015畝土地。
再如，今上海市延安東路，原是一條名叫“洋徑浜”的寬闊河流，洋徑浜東入黃浦江，西接周徑浜，直通蘇州河。洋徑浜的兩岸有兩條道路，南麵的叫孔子路，北麵的叫鬆江路。河上有著八座橋梁聯結兩岸的南北交通。這裏是英法兩界的交接處，橋南的法租界巡捕不能涉足橋北，橋北的英租界巡捕也不能越界捕人，一河相隔，形同兩國。流氓癟三們充分利用這種製度的塊陷。河上的鄭家木橋為他們的風水寶地。凡行人行經此地或商船停靠此地，他們常行搶劫之事，大之於貨箱皮包，小之於婦女所戴耳環頭簪。這些歹徒在英租界得手後，隻需逃入橋南的孔子路即無危險，而在法租界作案，也隻要遁入橋北的英租界亦然。洋徑洪的有利地位，使流氓歹徒越聚越多，他們結夥成幫，各劃地盤、形成了上海黑社會的一個雛形。有一種說法，後來成為黑社會顯赫人物的杜月笙，早年就是在鄭家木橋發跡的。因為，經常來此的商賈旅販為免遭麻煩，須主動向流氓群中強有力者行賄送禮以尋求庇護。這些流氓中的強有力者往往成為團夥幫派中的頭目，逐漸流氓中的小金字塔形成，小地盤服從大地盤，小頭目服從大頭目，產生出盤根錯節的地方惡勢力。
上海的黑社會首先萌芽於中外各界的交叉、過渡、接壤地域。凡是華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間的交彙地點，均為上海黑社會組織發祥的“無政府地”。華、法交界之處的十六鋪，為上海水陸貨物集散地，江中檣桅如林，船燈似星，陸上車馬相接，貨殖山積。這裏也是流氓騙子的老巢，有不少黑社會的頭目是在這裏跌滾摸爬逐漸出頭的，一些黑社會團夥如大八股黨、小八股黨等也是在這裏聚集壯大的。在小東門城外到東昌輪渡口，原有一條通黃浦江的支浜，支浜上有一石橋名“陸家石橋”，橋南屬華界，橋北為法租界，而支浜兩側的居民，其管理權既不屬華界也不屬法界，故上海有句歇後語叫“陸家石橋——兩不管”。因其為兩不管地區，私娼、流氓充斥其間。所謂“靠山吃山”，兩界的警察對黑社會的活動眼開眼閉，有時還要有所照應，他們得到的獎賞是“辛苦錢”。私娼妓院的龜鴇們，常常是前門送走華界的警察，後門又闖入法界的巡捕。因此兩界交界的老北門、八仙橋到斜橋一帶，曾孕育出不少大亨。當英美租界和法租界高唱禁煙時，菜市街（今寧海東路）兩旁的弄堂卻成了不夜之地，因為此處弄堂前門為公共租界、後門為法租界，煙商紛至遝來，煙館如蜂窩排列，妓女、小偷、流氓更以此為溫柔鄉、分贓窩。滬西三界交彙之處，也是流氓地痞盤踞躲藏之地，日偽時期更成為聞名於世的“歹土”。在早期，英、美租界接壤的蘇州河畔，一度也是逃犯、竊賊綁匪的理想場所。
不但華界與租界的社會管理不統一，同為租界的公共租界與法租界，也是各自獨立決策和獨立管理的。三界相鄰的地方往往成為各方管控的盲點和飛地。
華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邊界線就像“國境線”一樣。在三界交界的海格路（華山路）上，一邊是清朝穿皂衣的警察，一邊是法租界身高馬大的白俄警察，另一邊則是麵黑如漆、頭纏紅布的印度巡捕，這三種人分別在各自的地界站崗巡邏。三界的武裝力量恪守“界河”，不能越界行事，中國的警察不得進入租界追浦人犯，同樣，外國巡捕也不得進入華界。1914年，袁世凱政府為了讓法租界當局在界內捕捉反袁誌士，竟慷慨地讓法租界擴充了13015畝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