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中特別推崇《杜秋娘詩》，並且以梁朝的江總比喻杜牧。提起南朝姓江的文學家，人們首先會想到《恨賦》與《別賦》的作者江淹，“江郎才盡”的主人公。江總的文學成就可能不如江淹，但在政界和文壇更加威名赫赫。身為亡國丞相，他一生遭逢坎坷，後世也飽受爭議。用幹將莫邪比喻似鐵的人心，也隻有李商隱能想得出來。而什麼樣的風霜歲月，能鍛煉出這等境界？你盡可以想象。第六句是對杜牧的安慰。由此可見，兩人有所交往，杜牧大概還曾習慣性地感歎衰老。雙方都是名人，因而李商隱的這兩首贈詩影響很大，常被引用。但翻遍杜牧文集，卻找不到回贈的痕跡。而與此相映成趣的是，杜牧向來看不上白居易，李商隱卻自稱是白的“及門弟子”，並於大中三年（849）應白家之托，為白居易寫了《白公墓碑銘》。文章要刻於墓前的神道碑上，而非墓內的墓誌。李商隱在其中對當朝宰相白行簡也不乏溢美之詞。
在文學史上，杜牧與李商隱並稱為“小李杜”。李在前杜在後，這種排名無關乎成就，主要是平仄需要，並與李杜呼應。而在唐代，人們也有類似的同列比擬：此前一年，亦即大中二年（848）、杜牧入朝的那年冬天，牛僧孺卒於洛陽寓所，各地紛紛展開祭悼活動，京兆府也不例外。而李商隱寫的祭文深受委托者推崇，京兆尹認為與杜牧的同題文章“並稱雙壁”。如此雙雄並立，卻未能像李杜那樣交遊酬唱、形成文壇佳話，實在令人遺憾。我們不禁要問，杜牧沒有和詩流傳的原因究竟何在？細究史實，我斷定有和詩但失傳的可能性小，杜牧壓根兒未曾理會的可能性大。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杜牧像當時的很多人那樣，瞧不上李商隱。
如今人們對李商隱的第一印象肯定不錯。因為那並非詩人本身的真實印象，而是被其詩作虛化美化乃至格式化的印象。那些纏綿悱惻的寄內詩，張力十足的無題詩，你沒法不被打動。久而久之，作品便悄然淹沒顛覆作者，所謂喧賓奪主。這本是文學作品的魅力所在，也是文化感染力的體現，更是讀者的善良願望，但畢竟與真相不是一回事。時人對李商隱的評價恰恰相反。他在兩《唐書》本傳上的口碑很差，差得令我不忍落筆，不忍開口。甚至同情其身世、憐惜其才學的張采田與馮浩，也未脫窠臼。其核心是兩個關鍵詞：無行；背恩。根本原因，無非是所謂的“去牛就李”：他受知於牛黨的令狐楚，後來卻進入李黨王茂元的幕府，並娶了王的女兒。
這所謂的“去牛就李”實在是天大的冤案，是史書上無數例人雲亦雲，以訛傳訛的代表。令狐楚或許可以歸入牛黨，但王茂元跟李黨完全不沾邊兒。這一點，後人多有辯誣，傅璿琮先生的考證可為代表[1]。也就是說，時人並不把王茂元視為李黨。事實上他跟牛黨成員的交誼更深。可惜令狐綯後來跟李商隱交惡，不斷詆毀於他。這些負麵評價既影響了時人的印象，也造成了《舊唐書》史官的誤解，《新唐書》則繼續謬種流傳。令狐綯與李商隱交惡的確伏筆於王茂元幕府事件，但根本原因不是王茂元有黨派色彩，而是令狐綯埋怨李商隱在這個過程中間的失禮[2]：令狐楚提攜李商隱經年，李商隱最終科舉及第也是因為令狐綯的舉薦，這一點前文已經提及；而未曾提及的是，那年科考前令狐楚還特意提供了經濟資助，李商隱隨即買件新棉袍，換下穿了十年的舊袍子，以抵禦科考期間的嚴寒。因而放榜之後，他立即給恩公寫信，報捷致謝。當時令狐楚身體不好，很想念李商隱，多次邀請他入幕，但李商隱都沒有答應，理由是要回濟源老家探親。而探親回到長安之後，也遲遲未到興元，直到令狐楚病危的消息傳來；恩師喪事一畢，他便加入王茂元的幕府，並與其女完婚。這中間的時間空白，就是令狐綯的心病。
詩中特別推崇《杜秋娘詩》，並且以梁朝的江總比喻杜牧。提起南朝姓江的文學家，人們首先會想到《恨賦》與《別賦》的作者江淹，“江郎才盡”的主人公。江總的文學成就可能不如江淹，但在政界和文壇更加威名赫赫。身為亡國丞相，他一生遭逢坎坷，後世也飽受爭議。用幹將莫邪比喻似鐵的人心，也隻有李商隱能想得出來。而什麼樣的風霜歲月，能鍛煉出這等境界？你盡可以想象。第六句是對杜牧的安慰。由此可見，兩人有所交往，杜牧大概還曾習慣性地感歎衰老。雙方都是名人，因而李商隱的這兩首贈詩影響很大，常被引用。但翻遍杜牧文集，卻找不到回贈的痕跡。而與此相映成趣的是，杜牧向來看不上白居易，李商隱卻自稱是白的“及門弟子”，並於大中三年（849）應白家之托，為白居易寫了《白公墓碑銘》。文章要刻於墓前的神道碑上，而非墓內的墓誌。李商隱在其中對當朝宰相白行簡也不乏溢美之詞。
在文學史上，杜牧與李商隱並稱為“小李杜”。李在前杜在後，這種排名無關乎成就，主要是平仄需要，並與李杜呼應。而在唐代，人們也有類似的同列比擬：此前一年，亦即大中二年（848）、杜牧入朝的那年冬天，牛僧孺卒於洛陽寓所，各地紛紛展開祭悼活動，京兆府也不例外。而李商隱寫的祭文深受委托者推崇，京兆尹認為與杜牧的同題文章“並稱雙壁”。如此雙雄並立，卻未能像李杜那樣交遊酬唱、形成文壇佳話，實在令人遺憾。我們不禁要問，杜牧沒有和詩流傳的原因究竟何在？細究史實，我斷定有和詩但失傳的可能性小，杜牧壓根兒未曾理會的可能性大。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杜牧像當時的很多人那樣，瞧不上李商隱。
如今人們對李商隱的第一印象肯定不錯。因為那並非詩人本身的真實印象，而是被其詩作虛化美化乃至格式化的印象。那些纏綿悱惻的寄內詩，張力十足的無題詩，你沒法不被打動。久而久之，作品便悄然淹沒顛覆作者，所謂喧賓奪主。這本是文學作品的魅力所在，也是文化感染力的體現，更是讀者的善良願望，但畢竟與真相不是一回事。時人對李商隱的評價恰恰相反。他在兩《唐書》本傳上的口碑很差，差得令我不忍落筆，不忍開口。甚至同情其身世、憐惜其才學的張采田與馮浩，也未脫窠臼。其核心是兩個關鍵詞：無行；背恩。根本原因，無非是所謂的“去牛就李”：他受知於牛黨的令狐楚，後來卻進入李黨王茂元的幕府，並娶了王的女兒。
這所謂的“去牛就李”實在是天大的冤案，是史書上無數例人雲亦雲，以訛傳訛的代表。令狐楚或許可以歸入牛黨，但王茂元跟李黨完全不沾邊兒。這一點，後人多有辯誣，傅璿琮先生的考證可為代表[1]。也就是說，時人並不把王茂元視為李黨。事實上他跟牛黨成員的交誼更深。可惜令狐綯後來跟李商隱交惡，不斷詆毀於他。這些負麵評價既影響了時人的印象，也造成了《舊唐書》史官的誤解，《新唐書》則繼續謬種流傳。令狐綯與李商隱交惡的確伏筆於王茂元幕府事件，但根本原因不是王茂元有黨派色彩，而是令狐綯埋怨李商隱在這個過程中間的失禮[2]：令狐楚提攜李商隱經年，李商隱最終科舉及第也是因為令狐綯的舉薦，這一點前文已經提及；而未曾提及的是，那年科考前令狐楚還特意提供了經濟資助，李商隱隨即買件新棉袍，換下穿了十年的舊袍子，以抵禦科考期間的嚴寒。因而放榜之後，他立即給恩公寫信，報捷致謝。當時令狐楚身體不好，很想念李商隱，多次邀請他入幕，但李商隱都沒有答應，理由是要回濟源老家探親。而探親回到長安之後，也遲遲未到興元，直到令狐楚病危的消息傳來；恩師喪事一畢，他便加入王茂元的幕府，並與其女完婚。這中間的時間空白，就是令狐綯的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