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真實，我對本書的定位之二是細節。絕不簡單地就事論事、就人論人。那樣寫出來的人物，缺乏背景與細節的觀照，難有層次感。千年的時空阻隔已經濾掉多數信息，筆尖稍一打滑，必然還要導致更多信息的流失。類似複印和翻拍。我希望寫出時代背景、時人的精神風貌、當時生活的種種講究。吳帶當風。隻要可能，我甚至希望查出他們衣褶的樣式。在我看來，這絕非無足輕重的細枝末節，而是曆史的質感。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讀者一定還會注意到，我花了大量的筆墨來考證唐代的官製。在一本文學家的傳記中作此努力，似乎跑題，但其實沒有。從古到今，中國一直是個官本位的國家。讀書人三天沒做官，便會心慌。這實在不怪文人腰板不夠硬。當政府壟斷了絕大多數乃至全部資源的時候，隻能如此。盡管這會導致全民人格以及民族文化品格總體性的退化弱化矮化。“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唐太宗的目標的確已經完美實現。所以如今公務員考錄十萬挑一，所以當時的杜牧老感覺懷才不遇。而客觀地說，官員杜牧或許不算顯赫，但也絕不落魄。因他的任職履曆毫無空缺，從未遭遇多數官員必然要麵對的“二年居官，十年待選”的尷尬，並且最終當了中書舍人。那可是宰相判官。
寫作自然離不開想象。但本書所有的合理想象都源自杜詩。詩中談及的人與事，我便換為我的口吻與文字。唯一的全然推測，便是將《寄李起居四韻》的“李起居”斷定為傳主的好友與親家李方玄。文章以意為先。這種立意造就了這本傳記如今的模樣。它不僅僅是一本詩人的傳記，從某種意義而言，也是唐代政治生活與文學活動的風物指南。
我的寫作之路可謂曲折。起初動筆是因為無聊，寫集郵和郵市評論文章打發時日；後來改寫報紙的副刊文章，讀《杜牧全傳》便是在那個時期；再後來寫小說，如今又寫了《杜牧傳》。所謂中年變法衰年變法，張弘靖書體三變流傳史冊，我未入中年已曆四變，不是三級跳，而是殺四門，但猶未為顯；不待揚鞭，自當奮蹄。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十多年前偶然買下但從未細讀的超級冷門書《唐代工商業》竟能突然發揮作用，若非神意，誰能成全？人近中年回味少年時期夢境的溫度，感覺是親切而非不堪回首，不必自我否定，已是無上幸福；能用禿筆一支，點滴還原那種夢境，觸摸那種雕版印刷般的凸凹感，何止幸福，簡直奢侈。不是嗎？
有一點尤其需要說明。本次寫作，我最主要的兩本參考書是繆鉞先生的《杜牧傳·杜牧年譜》、吳在慶先生的《杜牧集係年校注》。二公均為杜牧研究專家，老一輩學人繆鉞先生功力尤其深厚，然這兩本書中都有我不敢苟同之處。這並非說明他們用功不到，更不說明他們學術素養欠缺，而是曆史實在複雜，曆史寫作格外困難。有時毫無線索，有時線索互相矛盾。學人尚且如此，何況半路出家。我工科出身，沒有整套的史學理論體係，也無全麵的曆史學術素養。雖然憑借多年的興趣和積累，大耗心力完成此書，但根基既淺，謬誤必多。懇請各位方家讀者不吝賜教，以俾隨時補正。小子不才，頓首再拜。
是為記。
2014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