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而言之，電影產品結構及美學特征的不同集中折射了電影生產體製、資本結構的性質與變化。
全球化現象必然帶來文化的自覺。在此背景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被賦予了抵抗文化的商業化、同質化、單一化，保存文化多樣性的獨特文化功能，因而獲得了國家的大規模扶持。從北京民族電影展到中國少數民族電影工程，有力地保證它的生產br傳播，使之成為商業電影體製下的一個“文化特例”。此外，國家還通過影展、獎項、獻禮片、電影頻道優惠收購等政策資助的手段維持它的特殊生態。反過來，“文化自覺”的意識又促使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在創作內容上發生了轉變：弘揚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以及反映少數民族地區現代社會生活成為最主要的兩項內容，通常這兩類主題又糅雜在一起的，它們從各個方麵表現了全球化和現代化語境下，少數民族變動不居的生活狀態以及他們精神風貌，包括語言、生產方式、風俗習慣、宗教儀式，以及心理認同等。
在譯製、放映、市場、影評、國際傳播等傳播環節，也時常會看見國家的身影，包括提供展映平台、組織學術評議、建立譯製機構、開展國際交流等。總而言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生產br傳播，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化實踐，當然，各種形式的扶持是通過經濟杠杆實現的。
電影批評是受眾研究的一個重要維度，它會對電影的票房及內容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通常情況下，少數民題材電影的批評由官方話語、精英話語（學術話語）和民間話語交織構成。一方麵，多種話語共同表達了對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命運的關注；另一方麵，由於立場與視角的不同，這些不同“場域”的批評往往在判斷上存在著的差異，甚至會出現截然相反的觀點。通過分析此類影評，筆者發現，官方話語與學術話語更多地重合於影片的政治功能及文化功能，但缺乏對其商業價值的考察。而民間話語則關注其敘事本身是否能真實地反映出當下少數民族生存境遇。若一部影片的宣教色彩過於濃厚，那麼民間話語則表現出冷淡態度，或者經由反諷態度對權力話語發起挑戰。而一些向大眾化、市場化靠攏的少數民族影片，民間話語和權力話語日漸趨同，這反過來也促使影片創作中官方意識形態的不斷調整，逐漸吸收大眾文化、市民文化中的價值觀、審美趣味，希望在意義形態和商業價值上找到一個平衡點。但無論是以哪種立場或是角度展開批評，其背後一定潛藏著國家話語的表述。少數民族題材電影批評在強調文化主體性的同時，更核心的是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引導。
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在牽涉到跨民族、跨文化、跨國界傳播的時候，會產生明顯的折扣現象。主要原因有：其一，劇情簡單，缺乏戲劇性的“情景”與“驚異”，顯得韻味寡淡。囿於投資規模，它們在視覺呈現上常常采取極簡主義的風格，但並未通過加強敘事來彌補視效上的弱勢，在人物心理的微妙程度、故事情節的複雜性及合理性等方麵沒有可圈可點之處；其次，主題太過單一，本土現實多、世界性問題和精神經驗比較少，普遍缺乏國際性視野；其三，對社會現實的思考及批判力度不夠。就此筆者提出，要減少文化折扣，首先要提高敘事能力，重視戲劇性，為觀眾提供審美感知和精神追求上的審美性愉悅和藝術性娛樂；第二，根植於全球化語境中來探討文化衝突、價值重塑、身份認同等問題；第三，兼顧本土化元素和世界性理念，選取類型化敘事策略，秉持現實主義的創作追求。
歸根結底，在全球化傳播中降低文化折扣關鍵在於創作觀念的轉變。要放下文化本質主義以及狹隘民族文化身份認同的諸種誤區，以一種現代性、開放性的文化理論視閾來思考少數民族電影的話語表達。在具體的創作中，首先要擺脫傳統與現代、我族與他族的對立思維，將獨特的民族文化置於現代社會轉型的語境中來思考；其次要關注環境與人類生存這些全人類共同關注的命題，展現各民族之間的文化融合、適應和調整，在與其他族群的平等對話中完成少數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