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對於如何拍攝，你有想法嗎？”埃文-貝爾和保羅-哈吉斯並列坐著。
眼前是洛杉磯一條再普通不過的街道，閃亮的小燈泡掛在街邊的樹枝上，閃閃發光，不過此時街道卻空無一人。走到街道路口的樹木之上就可以看到一張告示，上麵寫著“七月二日晚上八點至七月三日淩晨四點，封街拍攝。‘撞車’。”這是一張封街公告，在紐約、洛杉磯這樣的城市裏再正常不過了。
當一個劇組需要封街進行拍攝時，就會提前向市政府提交申請，通過之後，將告示打印出來，提前張貼到封街所在地，以保證電影開拍時，行人能夠提前預知。晚上七點半左右，劇組工作人員就抵達街道兩側，開始擺放路障，拉扯封條，將街道封鎖起來。當然，根據劇情需要，是可以適當放一些群眾進入街道，亦或者是邀請觀眾成為群眾演員，也可以完全清空整條街道。
此時，街道兩側的餐廳還是有許多顧客的，街道上的行人也還是人來人往。不過大家顯然都沒有太過激動，隻是得知埃文-貝爾將會出現的消息，黃色的封條之外，聚集了至少三、四百名的圍觀觀眾。
這是埃文-貝爾拍攝電影以來，第一次封街。上一次拍攝“狙擊電話亭”時也是在市中心，不過當時喬-舒馬赫就希望拍攝街邊觀眾的真實表情，所以完全沒有封街，甚至沒有通知路人們這裏正在拍攝電影。所以，埃文-貝爾是首次看到拍攝電影時清場的場景。
不過，現在埃文-貝爾可沒有心思去觀察封街時的熱鬧景象，也沒有時間去和兩側熱切期待看到他的觀眾們打招呼，因為這裏不是影迷見麵會，而是電影的拍攝現場。
作為製片人，埃文-貝爾在“致命身份”時就清楚地知道，不懂不要裝懂，要對導演表示信任，讓導演放手去做。這一次，保羅-哈吉斯雖然是首次擔任導演這一職位，但埃文-貝爾相信保羅-哈吉斯的想法，依舊不會插手。不過，埃文-貝爾一直都對於導演的視角頗有興趣，而且他現在還涉足了編劇這一領域，所以埃文-貝爾希望抱著學習的心態，和保羅-哈吉斯多交流交流。
保羅-哈吉斯並不介意埃文-貝爾的提問，因為他知道埃文-貝爾現在正在學習階段，而且他自己也是導演新手，有一個人進行交流溝通是再好不過的事了。
“我打算按照每個故事的線索進行拍攝，當故事和故事交接點出現的時候，以畫麵細節為連接點，在之後編輯的時候，進行線索交叉的剪輯。”保羅-哈吉斯對於“撞車”的設想，是多個不同的故事構成。在一個故事之中，因為種族、階級爆發的衝突，製造出了受害者；而這個故事裏的受害者，離開之後又將自己的怒火發泄到另外一個人身上，受害者成為了加害者，而又有一個看似無辜的人成為了受害者；這名受害者又成為另外一個故事的主角。
多個故事之中出現的人物，並沒有絕對的關聯，卻因為生活之中不同的接觸融合到同一個事件之中。一個個看似毫無關聯的故事連接到了一起，形成了我們的生活。
“你是打算多線同時進行，講述一個故事之後，一個細節觸發了畫麵，進入另外一個故事，就好像說，在這個時間點內，這個城市裏同時發生的事。然後由這些故事來推動時間的前進，用故事的衝突來推動情節的發展，對嗎？”埃文-貝爾將自己的理解講述出來，此時，埃文-貝爾並沒有將上一輩子觀看“撞車”的畫麵代入，而是單純以一個全新的視角，來審視這個劇本，觀察保羅-哈吉斯的工作。
在片場，導演都有一個墨綠色的折疊椅，端端正正地放在攝像機監視器麵前，這是掌控現場情況的最佳位置，也是導演權力的象征。保羅-哈吉斯此時就坐在這張墨綠色折疊椅上。不過，現在墨綠色折疊椅的左側，又多了一張折疊椅，一般來說，這個位置是副導演或者主攝影師的位置，但此時埃文-貝爾卻坐在這裏，和保羅-哈吉斯並排坐著。從這個位置看過去，現場的情況了如指掌。
站在不同的位置就會有不同的景觀。現在坐在最靠近導演的位置，展現在埃文-貝爾眼前的就是一個全新的世界。不同於MV的拍攝，電影導演的座位，視角更廣，掌控的局麵也更加寬。但是，坐在這個位置上，腦袋也要足夠清晰，對劇情的走向、對畫麵的把握、對演員的表演，甚至對於燈光、走位、視角等各個因素都有清晰的認識。
對於埃文-貝爾的反饋，保羅-哈吉斯點了點頭，“不過你說得太空泛了，我們可以邊拍攝邊討論。”導演可不是依靠嘴巴說出來的。保羅-哈吉斯雖然是第一次坐在導演的位置上，但作為編劇，他對“撞車”這個劇本有著清晰的思路和構想，埃文-貝爾選擇相信他，讓他坐在了片場權力最大的位置上，保羅-哈吉斯自然就希望將自己所有的設想都實現，他已經迫不及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