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隻寫下這些點。其實如是自己作起功來，所有之假設必然時時改變。今文、古文之爭，給我們很多的道路和提醒。但自莊孔劉宋到崔適，都不是些極客觀的人物，我們必須把他所提醒的道路加上我們自己提醒的道路。
現在看《詩》，恐怕要但看白文。訓詁可參考而本事切不可問，大約本事靠得住的如碩人之說莊薑是百分難得的；而極不通者一望皆是。如君子偕老為刺衛宣薑，真正豈有此理！此明明是稱讚人而惜其運命不濟，故曰“子之不淑”，猶雲“子之不幸”。但論白文，反很容易明白。
《詩》的作年，恐怕要分開一篇一篇的考定，因為現在的“定本”，樣子不知道經過多少次的改變，而字句之中經流傳而成改變，及以今字改古字，更不知有多少了。
《頌》的作年，古文家的家論固已不必再討論。玄同先生的議論，恐怕也還有點奉今文家法罷？果如魏默深的說法，則宋以泓之敗績為武成，說“深人其阻，裒荊之旅”，即令自己不靦厚臉皮，又如何傳得到後人。
且殷武之武，如為抽象詞，則哀公亦可當之，正不能定。如為具體詞，自號武王是湯號。且以文章而論，《商頌》的地位顯然介於鄒魯之間，《周頌》自是這文體的初步，《魯頌》已大豐盈了。
假如作《商頌》之人反在作《魯頌》者之後，必然這個人先有摹古的心習，如宇文時代製誥仿《大誥》,石鼓仿《小雅》，然後便也。但即令宋人好古，也未必有這樣心習。
那麼，《商頌》果真是哀公的東西，則《魯頌》非僖公時物了。玄同先生信中所引王靜安先生的話，“時代較近易於摹擬”，這話頗有意思，並不必如玄同先生以為臆測。或者摹擬兩個字用得不妙。然由《周頌》到《商頌》，由《商頌》到《魯頌》，文體上詞言上是很順敘，反轉則甚費解。
《七月》一篇必是一遺傳的農歌；以傳來傳去之故，而成文句上極大之Corruption,故今已不順理成章。這類詩最不易定年代，且究是《豳風》否也未可知。因為此類農歌，總是由此地傳彼地。《鴟鴞》想也是一個農歌；為鳥說話，在中國詩歌中有獨無偶。《東山》想係徂東征戍者之詞，其為隨周公東征否則未可知。但《豳風》的東西大約都是周的物事，因為就是《七月》裏也有好些句與《二南》、《小雅》同。《大雅》、《小雅》，十年前疑為是大京調小京調。風雅本是相對名詞，今人意雲雅而曰風雅，實不詞（杜詩“別裁偽體親風雅”），今不及詳論矣。
《破斧》恐是東征罷敝國人自解之言。如是後人追敘，恐無如此之實地風光。《破斧》如出後人，甚無所謂。下列諸疑擬釋之如下：
如雲是周公時物，何以周誥如彼難解，此則如此易解？答:詰是官話，這官話是限於小範圍的，在後來的語言上影響可以很小。詩是民間通俗的話，很可以為後來通用語言之所自出。如蒙古白話上諭那末不能懂，而元曲卻不然，亦複一例。且官書寫成之後，便是定本，不由口傳。詩是由口中相傳的，其陳古的文句隨時可以改換，故顯得流暢。但雖使字句有改換，其來源卻不以這字句的改換而改換。
周公東征時稱王，何以……（未完）
抄到此地，人極倦，而船不久停，故隻有付郵。尾十多張，待於上海發。
抄的既潦草，且我以多年不讀中國書後，所發議論必不妥者多，妥者少。希望不必太以善意相看。
弟斯年
頡剛案，傅孟真先生此書，從一九二四年一月寫起，寫到一九二六年十月卅日船到香港為止，還沒有完。他歸國後，我屢次催他把未完之稿寫給我；無奈他不忙便懶，不懶便忙，到今一年餘還不曾給我一個字。現在周刊需稿，即以此書付印。未完之稿，隻得過後再催了。書中看不清的草書字甚多，恐有誤抄，亦俟他日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