則哲學之為語言的副產物，似乎不待繁證即可明白了。印度日耳曼族語之特別形質，例如主受之分，因致之別，過去及未來，已完及不滿，質之與量，體之與抽，以及各種把動詞變作名詞的方式，不特略習梵文或希臘文方知道，便是略習德語也就感覺到這麻煩。這些麻煩便是看來“仿佛很嚴重”的哲學分析之母。
漢語在邏輯的意義上，是世界上最進化的語言（參看葉斯波森著各書），失掉了一切語法上的煩難，而以句敘（Syn tax)求接近邏輯的要求。並且是一個實事求是的語言，不富於抽象的名詞；而抽象的觀念，凡有實在可指者，也能設法表達出來。文法上既沒有那麼多的無意識，名詞上又沒有那麼多的玄虛，則哲學斷難在這個憑借發生，是很自然的了。
“斐洛蘇非”，譯言愛智之義，試以西洋所謂愛智之學中包有各問題與戰國秦漢諸子比，乃至下及魏晉名家、宋明理學比，像蘇格拉底那樣的愛智論，諸子以及宋明理學是有的；像柏拉圖所舉的問題，中土至多不過有一部分，或不及半；像亞裏士多德那樣竟全沒有；像近代的學院哲學自戴卡以至康德各宗門，一個動詞分析到微茫，一個名詞之語尾變化牽成溥論（如Causality觀念之受Instrumental或Ablative字位觀念而生者），在中土更毫無影響了。
拿諸子名家理學各題目與希臘和西洋近代哲學各題目比，不相幹者如彼之多，相幹者如此之少，則知漢士思想中原無嚴意的斐洛蘇非一科，“中國哲學”一個名詞本是日本人的賤製品，明季譯拉丁文之高賢不曾有此，後來直到嚴幾道、馬相伯先生兄弟亦不曾有此。我們為求認識世事之真,能不排斥這個日本賤貨嗎？
那末，周、秦、漢諸子是些什麼？答曰：他們是些方術家。自《莊子天下篇》至《淮南》“鴻烈”、枚乘《七發》皆如此稱。這是他們自己稱自己的名詞，猶之乎西洋之愛智者自己稱自己為斐洛蘇非。這是括稱，若分言，則戰國子家約有三類人：
—、宗教家及獨行之士；
二、政治論者；
三、“清客”式之辨士。
例如墨家大體上屬於第一類的，儒者是介於一二之間的，管、晏、申、韓、商、老是屬於第二類的，其他如惠施、莊周、鄒衍、慎到、公孫龍等是侯王、朝廷、公子、卿大夫家所蓄養之清客，作為辯談以悅其“府主”的。這正合於十七八世紀西歐洲的樣子，一切著文之人，靠朝廷風尚，貴族栽培的，也又有些大放其理想之論於民間的。這些物事，在西洋皆不能算做嚴格意義下之哲學，為什麼我們反去借來一個不相幹的名詞，加在些不相幹的古代中國人們身上呀？
二、論戰國諸子除墨子外皆出於職業
則哲學之為語言的副產物，似乎不待繁證即可明白了。印度日耳曼族語之特別形質，例如主受之分，因致之別，過去及未來，已完及不滿，質之與量，體之與抽，以及各種把動詞變作名詞的方式，不特略習梵文或希臘文方知道，便是略習德語也就感覺到這麻煩。這些麻煩便是看來“仿佛很嚴重”的哲學分析之母。
漢語在邏輯的意義上，是世界上最進化的語言（參看葉斯波森著各書），失掉了一切語法上的煩難，而以句敘（Syn tax)求接近邏輯的要求。並且是一個實事求是的語言，不富於抽象的名詞；而抽象的觀念，凡有實在可指者，也能設法表達出來。文法上既沒有那麼多的無意識，名詞上又沒有那麼多的玄虛，則哲學斷難在這個憑借發生，是很自然的了。
“斐洛蘇非”，譯言愛智之義，試以西洋所謂愛智之學中包有各問題與戰國秦漢諸子比，乃至下及魏晉名家、宋明理學比，像蘇格拉底那樣的愛智論，諸子以及宋明理學是有的；像柏拉圖所舉的問題，中土至多不過有一部分，或不及半；像亞裏士多德那樣竟全沒有；像近代的學院哲學自戴卡以至康德各宗門，一個動詞分析到微茫，一個名詞之語尾變化牽成溥論（如Causality觀念之受Instrumental或Ablative字位觀念而生者），在中土更毫無影響了。
拿諸子名家理學各題目與希臘和西洋近代哲學各題目比，不相幹者如彼之多，相幹者如此之少，則知漢士思想中原無嚴意的斐洛蘇非一科，“中國哲學”一個名詞本是日本人的賤製品，明季譯拉丁文之高賢不曾有此，後來直到嚴幾道、馬相伯先生兄弟亦不曾有此。我們為求認識世事之真,能不排斥這個日本賤貨嗎？
那末，周、秦、漢諸子是些什麼？答曰：他們是些方術家。自《莊子天下篇》至《淮南》“鴻烈”、枚乘《七發》皆如此稱。這是他們自己稱自己的名詞，猶之乎西洋之愛智者自己稱自己為斐洛蘇非。這是括稱，若分言，則戰國子家約有三類人：
—、宗教家及獨行之士；
二、政治論者；
三、“清客”式之辨士。
例如墨家大體上屬於第一類的，儒者是介於一二之間的，管、晏、申、韓、商、老是屬於第二類的，其他如惠施、莊周、鄒衍、慎到、公孫龍等是侯王、朝廷、公子、卿大夫家所蓄養之清客，作為辯談以悅其“府主”的。這正合於十七八世紀西歐洲的樣子，一切著文之人，靠朝廷風尚，貴族栽培的，也又有些大放其理想之論於民間的。這些物事，在西洋皆不能算做嚴格意義下之哲學，為什麼我們反去借來一個不相幹的名詞，加在些不相幹的古代中國人們身上呀？
二、論戰國諸子除墨子外皆出於職業
《七略》、《漢誌》有九流十家皆出於王官之說。其說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胡適之先生駁之，說見所著《中國古代哲學史附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