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謂楊墨之言盈天下，墨為有組織之宗教，楊乃一個人的思想家，此言應雲，如楊朱一流人者盈天下，而墨翟之徒亦盈天下。蓋天下之自私自利者極多，而為人者少，故楊朱不必作宣傳，而天下滔滔皆楊朱；墨宗則非宣傳不可。
所以墨子之為顯學，曆稱於孟、莊、荀、衛、呂、劉、司馬父子，《七略》、《漢誌》，而楊朱則隻孟子攻之，《天下篇》所不記，《非十二子》所不及，《五蠢》顯學所不括，《呂覽》、《淮南》所不稱，六家、九流所不列。這正因為“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之它囂魏牟固楊朱也。莊子之人生觀，亦楊朱也。所以儒墨俱為傳統之學，而楊朱雖號為言盈天下，其人猶在若有若無之間。至於其他儒墨以外各家，大別可分為四類。
一、獨行之士此固人自為說，不成有組織的社會者，如陳仲、史鰌等。
二、個體的思想家此如太史儋之著五千言，並非有組織的學派。（但黃老之學至漢初年變為有組織之學派）
三、各地治“治術”一種科學者此如出於齊之管仲晏子書，出於三晉之李悝書，出於秦之商子書，出於韓之申子書及自己著書之韓公子非。這都是當年談論政治的“科學”。
四、諸侯朝廷之“清客”論所謂一切辯士，有些辯了並不要實行的，有些所辯並與行事毫不相幹的（如“白馬非馬”），有些全是文士。這都是供諸侯王之精神上之娛樂者。梁孝王朝武帝朝猶保存這個戰國風氣。
四、論春秋戰國之際為什麼諸家並興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要問諸子並興是不是起於春秋戰國之際？近代經學家對於中國古代文化的觀念大別有兩類:一類以為孔子有絕大的創作力，以前樸陋得很。江永、孔廣森和好些今文學家都頗這樣講；而極端例是康有為，幾乎以為孔子以前的東西都是孔子想像的話，諸子之說，皆創於晚周。
一類以為至少西周的文化已經極高，孔子不過述而不作，周公原是大聖，諸子之說皆有很長的淵源。戴震等乾嘉間大師每如此想，而在後來代表這一說之極端者為章炳麟。假如我們不是在那裏爭今古文的門戶，理當感覺到事情不能如此簡單。九流出於王官，晚周文明隻等於周公製作之散失之一說，雖絕對不可通，然若西周春秋時代文化不高，孔老戰國諸子更無從憑借以生其思想。
我們現在關於西周的事知道的太不多了，直接的材料隻有若幹金文，間接的材料隻有《詩》、《書》兩部和些不相幹的零碎，所以若想斷定西周時的文化有幾多高，在物質的方麵還可盼望後來的考古學有大成功，在社會人文方麵恐怕竟要絕望於天地之間了。
但西周晚年以及春秋全世，若不是有很高的人文，很細的社會組織，很奢侈的朝廷，很繁豐的訓典，則直接春秋時代而生之諸子學說，如《論語》中之“人情”，《老子》中之“世故”，墨子之向衰敗的文化奮抗，莊子之把人間世看做無可奈何，皆都若無所附麗。
在春秋戰國間書中，無論是述說朝士典言的《國語》(《左傳》在內），或是記載個人思想的《論語》，或是把深刻的觀察合著沉鬱的感情的《老子》五千言，都隻能生在一個長久發達的文化之後，周密繁豐的人文之中。且以希臘為喻，希臘固是一個新民族，在他的盛時一切思想家並起，仿佛像是前無古人者。
然近代東方學發達之後，希臘人文承受於東方及埃及之事件愈現愈多，其非無因而光大，在現在已全無可疑。東周時中國之四鄰無可向之借文化者，則其先必有長期的背景，以醞釀這個東周的人文，更不能否認。隻是我們現在所見的材料，不夠供給我們知道這個背景的詳細的就是了。然而以不知為不有，是談史學者極大的罪惡。
《論語》有“述而不作”的話，《莊子》稱述各家皆冠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這些話雖不可固信，然西周春秋總有
些能為善言嘉訓，如史佚、周任，曆為後人所稱道者。
既把前一題疏答了，我們試猜春秋戰國間何以諸子並起之原因。既已書缺簡脫，則一切想像，無非求其為合理之設定而已。
一、春秋戰國間書寫的工具大有進步。在春秋時，隻政府有力作文書者，到戰國初年，民間學者也可著書了。西周至東周初年文籍現在可見者，皆是官書。
《周書》、《雅》、《頌》不必說，即如《國風》及《小雅》若幹篇，性質全是民間者，其著於簡篇當在春秋之世。《國語》乃由各國材料拚合而成於魏文侯朝，仍是官家培植之著作，私人無此力量。《論語》雖全是私家記錄，但所記不過一事之細，一論之目，稍經展轉，即不可明了。
禮之寧儉，喪寧戚，或至以為非君子之言，必當時著書還甚受物質的限製，否則著書不應簡括到專生誤會的地步。然而一到戰國中期，一切豐長的文辭都出來了，孟子的長篇大論，鄔衍的終始五德，莊子的危言日出，惠施的方術五車，若不是當時學者的富力變大，即是當時的書具變廉，或者兼之。這一層是戰國子家記言著書之必要的物質憑借。
二、封建時代的統一固然不能統一得像郡縣時代的統一，然若王朝能成文化的中心，禮俗不失其支配的勢力，總能有一個正統的支配力，總不至於異說紛紜。周之本土既喪於戎，周之南國又亡於楚，一人春秋，周室隻是亡國。所謂“尊天子”者，隻是諸侯並爭不得其解決之遁詞，外族交逼不得不團結之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