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一類的話，若不附帶著“本事”，不和“喪欲速貧，死欲速朽”發生同樣的誤會嗎？（見《檀弓》）記言記到沒頭沒尾，不附帶口說便使人不懂得，而一經展轉，便生誤會，決然不是一種妥當的記言法。再試看《論語》中的言，每段常含蓄很多的意思，有時顯出語長而所記者短的樣子。
且《論語》成書大約在曾子弟子時，去孟子時已不遠，孟子便是那樣汪洋大論，雖說孟子是個“戰國辯士”，談言微中與信口開合者不同，然孔子也是靠說話而做東西南北之人者，若他說的話都像《論語》所記那樣子，恐怕他所專要見的公侯上大夫下大夫中，懂得他的真少啦！這樣看來，《論語》成書時代，文書之物質尚難得，一段話隻能寫下個綱目，以備忘記，而詳細處則憑口說。到了戰國中年，文書的工具大便宜了，於是乎記長篇大論如《孟子》、《莊子》書那樣子的可能了，遂由簡約的記言進而為鋪排的記言，更可成就設寓的記言。記言是戰國文體的初步。
《論語》、《孟子》、《莊子》中若幹部分，《晏子》、《管子》中若幹部分，《墨子》書中的演說體以及兼記事記言的《國語》都屬於這一類。
但一段思想不必有機會言之而出，而假設的記言有時不信人，有時又大費事，於是乎舍去記言之體而據題抒論。《史記呂不韋列傳》：“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現在看荀卿的書，好些不是記言，而是據題為論者。這樣著篇，實是記言之一變，由對語（dialogue)進而為單語(monologue)這樣體裁，恐怕戰國中期才有。現存戰國末年書，如《商君書》、《荀子》、《韓非子》及《管子》之一部，大體上屬於這一類。這是戰國諸子文體演進之第二步。
著論雖已不是記言，但獨立的論，仍然隻有篇的觀念，沒有書的觀念。戰國晚年五德六數之義盛行，人們著書當趨於係統化。慎到著十二論（見《史記》），這個數目是很整齊的，而又以《齊物》為首（見《莊子天下篇》），或者這是做全部書的開始。但我們現在不見《慎子》全書，不能作決定。
而呂不韋之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乃成一部全始要終的書，不是些散篇了。八覽六論十二紀，六為秦之聖數，八則卦數，十二則記天之數，這三個數八、六、十二，也都是在當時有意義的整數。這部《呂氏》真是中國第一部整書，以前隻是些散篇而已。
這個體裁雖始於戰國末，然這樣的係統著作尚非依傍大財力不可，故漢朝人之繼續者，始有劉安，在體裁上《淮南子》是“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的《呂氏春秋》。太史公未必富，但有異常的精力，也許武帝時文書的物質更廉了，於是百三十篇又是一部要去貫天地人的通書。十表像天幹，十二本紀像地支，書八章像八卦，三十世家取老子“三十輻共一轂”之語，七十列傳之數亦取一個豐長的整數。從此以後，係統的著書乃更多。
且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一類的話，若不附帶著“本事”，不和“喪欲速貧，死欲速朽”發生同樣的誤會嗎？（見《檀弓》）記言記到沒頭沒尾，不附帶口說便使人不懂得，而一經展轉，便生誤會，決然不是一種妥當的記言法。再試看《論語》中的言，每段常含蓄很多的意思，有時顯出語長而所記者短的樣子。
且《論語》成書大約在曾子弟子時，去孟子時已不遠，孟子便是那樣汪洋大論，雖說孟子是個“戰國辯士”，談言微中與信口開合者不同，然孔子也是靠說話而做東西南北之人者，若他說的話都像《論語》所記那樣子，恐怕他所專要見的公侯上大夫下大夫中，懂得他的真少啦！這樣看來，《論語》成書時代，文書之物質尚難得，一段話隻能寫下個綱目，以備忘記，而詳細處則憑口說。到了戰國中年，文書的工具大便宜了，於是乎記長篇大論如《孟子》、《莊子》書那樣子的可能了，遂由簡約的記言進而為鋪排的記言，更可成就設寓的記言。記言是戰國文體的初步。